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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生因緣故事#段文杰#樊錦詩#佛教

本文為《敦煌石窟全集?本生因緣故事畫卷》（李永寧為本卷主編，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年出版）一書的前言。題目為編者所加。

本生，梵語作Jataka，音譯多伽。佛教認為，釋迦在過去無數世，與眾生相同，也處於六道輪迴之中。他之能成佛道，是因其在無數輪迴之世能堅定信念作捨身救世、施物濟人的菩薩行以及堅持修行、精進求法的個人歷煉，並修滿“六度”（即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的緣故。“本生”就是講述佛上述事蹟的故事。有一部分是佛講述弟子及傍類（動物）過去世的故事，謂之本事，梵語作itivrttaka，音譯伊帝曰多迦。其特點是在故事結尾加“某某即是我也”，因此亦歸入佛的本生。

因緣，梵語作nidana，音譯尼陀那。即人世事物形成的因由和機緣，指佛向大眾講述生死輪迴、因果業報的種種事例以渡化眾生。

還有一種，謂之譬喻，梵語作avadan，音譯阿波陀那，它以譬喻解說本生、因緣經義，使眾生易於領悟。後亦歸於本生或因緣。

在早期佛教的傳播中，除本生、因緣外，還有佛傳。他們之間既有前後相接的聯繫，但又各自獨立。佛傳講釋迦今世從入胎、降生、成長到菩提樹下悟道成佛的俗人生平。敦煌石窟佛傳畫因有另卷專述，故在此不贅。

溺人跪謝九色鹿。北魏，佛說九色鹿經。莫257，西壁。

本生和因緣，大量擷入古印度的先賢故事、民間傳說、遺聞稗史和醒世箴言、處世格言、啟智寓言。它們故事性極強，能深深地吸引讀者、聽眾。佛教把這些生動的故事，串以因果業報、輪迴轉世的思想和慈憫眾生、拯世濟民的道德規範，作為釋迦過去、現在的業績，以宣傳佛理，教育世人。在中國則可達到“成教化，助人倫”的目的。本生、因緣故事散見於很多經典中，據傳印度巴利文記載的本生故事就有500餘則。這些本生故事很快就傳遍南亞和東南亞地區，並傳入中國新疆和中原地區。現在印度還有公元2世紀巴爾湖特（Bharhut）、山奇（Sanchi）、摩陀羅（Mathura）、犍陀羅（Gandhara）、阿旃陀（Ajanta）等古塔及石窟中的本生、因緣故事的藝術遺跡。

傳入中國後，在新疆的克孜爾、庫本吐拉等多處石窟，敦煌地區各石窟，大同雲岡、洛陽龍門、天水麥積山等多處石窟都彩繪和雕刻了大量的本生、因緣故事畫。上述石窟中雖不乏藝術很高的精品，但經全面考察，上述佛教藝術遺跡中的本生、因緣故事畫的刻繪作品，都不及敦煌的故事畫。

首先，敦煌的本生、因緣故事畫，從4～6世紀（十六國到隋）延續了約200年，此後又在8～10世紀（晚唐到宋）的200多年間再次出現，在藝術上有連續，保存了十分豐富翔實的資料。其次，敦煌的本生、因緣故事畫，本質雖屬佛教，但它入壁繪畫的題材，卻反映了一定時期的歷史情景、社會狀況、政治變化及傳統思想，具有較強烈的時代精神和民族特點。再者，在晚唐、五代、宋的本生、因緣故事畫中，可以見到它與中國古代文學中的變文、講經文相輔相成，從而推動中國文學藝術發展的關係。總之，敦煌的本生、因緣故事畫，具有反映歷史的重要形象資料。

在敦煌石窟中，本生、因緣故事畫主要繪於早期的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等洞窟和晚期的晚唐、五代洞窟。按現存畫面所能識別者，共涉及53個故事、124幅畫。由於壁畫殘毀、漫漶不清和色綫隱退以及限於篇幅等原因，本卷只介紹其中的25個故事、48幅畫，內容多為佛陀生前無數世的捨身求法、犧牲救世、無盡施捨、孝親愛民和釋迦成佛後化渡有緣之人的故事。它與印度和中國新疆各石窟所刻繪的本生、因緣故事畫，除了藝術風格不同外，還在於敦煌石窟中的本生、因緣故事畫，只一幅以旁類（九色鹿）為主角，餘皆以人為主角。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漢族傳統的儒家重人事的思想。

第285窟西、南壁。圖右是西壁，是本窟的主壁，佛龕內有說法佛及脅侍菩薩塑像，並繪有火焰佛光及供養菩薩。圖左是南壁，是本窟繪有本生因緣故事畫的位置。西魏，莫285。

北周以前，敦煌被北方少數民族統治，他們篤信佛教，但並不重義理而重禪行，因此，這個時期敦煌最初的部分石窟主要是為坐禪觀像而鑿的；石窟中所繪壁畫，自然也主要是義理不複雜、適於禪修觀像的本生、因緣（也包括佛傳）等故事畫。

至於初唐、盛唐和中唐時期，則全然沒有這方面內容的壁畫。究其原因，一是因為隋統一全國後，佛教內部“破斥南北”，消除壁壘，歸於一統，改變了北重禪行，南重義理的偏頗形勢，提倡禪理並重，“定慧雙修”。而“壁壘”的消失和提倡“並重”、“雙修”，只是給予人們修行方式上更多的選擇和在信仰上不單一化，並不要求北方民眾保持禪修觀像的方式。尤其是南北統一以後，戰亂平息（或減少），生活較為安定，使人們願意選擇的，已不是那種苦修、禁慾、忍辱、施捨的本生因緣故事中的行為準則；大乘教義所述的美好天堂和解除人們苦難的經義更適合現實需要，有更大的吸引力。這時，本生、因緣故事，在大乘經義衝擊下，日漸式微。在隋代敦煌壁畫中，大乘經變增多，本生、因緣故事畫減少，而且在洞窟中也由過去佔據南北正壁的顯要位置，被擠到窟頂人字坡和中心柱腰沿等不起眼的位置。二是唐代經濟日漸繁榮，社會思想日趨活躍，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能反映大唐帝國統一、昌盛的大乘“淨土”、“華嚴”、“法華”等信仰盛行起來，而那些宣揚苦行禁慾、累世修行、無盡佈施、捨命犧牲的本生、因緣故事，有悖於人們求生於世的需要，不合時宜。因此，人們的信仰轉向能更便捷地登上天堂之路的淨土宗。所以，無論本生、因緣在內容上、藝術上多麼動人，多麼優美，但大勢所趨，都順理成章地被流行的大乘經變所取代。

象護與金象。象護剃度出家與諸比丘修行，象護最後遣走金象。金象與象護依依惜別，都頗具感情色彩。五代，賢愚經，象護品。莫98，北壁。

那麼，為甚麼到了晚唐、五代，本生、因緣故事畫又大量入壁，甚至在故事數量、畫幅的規模都大於早期洞窟呢？其原因在於初、盛唐時期淨土宗具有強大的勢力，法華、觀音、華嚴、維摩、涅槃等經變大量入壁標誌着只有幾個佛教宗派在敦煌起主導作用；而到晚唐，經變類別增多，漢密、藏密盡皆入壁繪畫，標誌着人們對佛教信仰的多元化。或者說無所謂信仰某一宗派，而只是“信佛”。這種信仰的“多元化”和“不定 ”，以及信仰上的寬鬆環境，使銷聲匿跡200年的故事畫有再次出現的社會條件。

還有，此時佛教為仰附社會民風的興趣而日趨世俗化，寺廟中俗講發展，寺僧演繹、加工佛經，以曲折離奇的情節取悅世人而成俗講變文。晚唐以後俗講在敦煌也盛行起來，這些俗講變文具有故事、娛樂、戲劇、文學的優勢，對聽者信眾有着強大的吸引力，宣傳效果超出照本宣科的佛經。而《賢愚經》中的本生、因緣故事就具有這“四性”，所以在晚唐、五代洞窟中將其塗壁入畫，使本生、因緣故事再次“盛行”起來，不足為怪。當然，寺僧原是想以此“四性”吸引更多信徒，擴大佛教宣傳，但始料未及的是恰恰因為加強了這“四性”，而使信徒、聽眾更不重教義而重“四性”中表現出的世俗生活。它們就像一柄雙刃劍，在促使佛教普及化、世俗化，擴大佛教影響的同時，也傷了佛教自身。

《敦煌石窟全集?本生因緣故事畫卷》

段文杰、樊錦詩、李永寧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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