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和“人”可以说是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天人关系”问题则是历史上我国哲学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宋朝的思想家邵雍说得很明白，“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对天人关系问题的认识有种种不同的理论，例如荀子提出“明天人之分”，道教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等等。但唯有“天人合一”学说影响最大，它不仅是一个根本性的哲学命题，而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思维模式。

在中国哲学史上，讲“天人合一”的哲学家很多。也许成书于公元前三百年前的《郭店楚简·语丛一》中的“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是关于“天人合一”思想最早最明确的表述。它的意思是说，《易经》是一部讲会通“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即“天人合一”）的书。由《易经》开始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种哲学的思考、一种思维模式，或可对我们解决当前生态问题有所启发。

我们不能把“人”和“天”看成是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人”不仅应“知天”，而且应该“畏天”。现在人们强调“知天”，只是一味用“知识”来利用自然，以至于无序地破坏自然，把“天”看作是征服的对象，而不知对“天”应有所敬畏，这无疑是“科学主义”极端发展的表现。“知天”和“畏天”是统一的，这种统一表现着“人”对“天”的一种内在的责任。我们不能把“天”和“人”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外在关系，这是因为“天即人，人即天”，“天”和“人”是相即不离的。“人”离不开“天”，离开“天”则“人”无法生存；“天”离不开“人”，离开“人”则“天”的活泼的气象无以彰显。如果“人”与“天”是一种外在关系（即它们是相离且不相干的），那么“人”就可以向“天”无限制地索取，而把“天”看成敌对的力量，最终人将自取灭亡。“天”和“人”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存在着内在的相即不离的关系。所以说，“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不可分为两截。

“天”和“人”之所以有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皆因“天”和“人”皆以“仁”为性。“天”有生长养育万物的功能，这是“天”的“仁”的表现。“人”既为“天”所生，又与“天”有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那么“人”之本性就不能不“仁”，故有“爱人利物之心”。如果“天”无生长养育万物的功能，“人”如何生存，又如何发展？如果“人”无“爱人利物之心”，无情地破坏着“天”的“生物之心”，同样“人”又如何生存？因此，中国哲学认为，不能把“天”和“人”看成是不相干的两截，不能“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

“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体现着“天”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它不仅包含着“人”应如何认识“天”的方面，同样也包含“人”应该尊敬“天”的方面，因为“天”有其神圣性（神性）。故而，虽然中国哲学（主要是儒家哲学）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但它却有强烈的宗教性，可以起着某种宗教的功能。中国哲学（主要是儒家哲学）强调“天”和“人”存在着一种内在相即不离的有机联系，“天人合一”不仅意味着“人”对“天”的认知，还强调“人”应在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过程中达到“人”的自我超越。无论如何，这样一种思维路径对我们走出“天人二分”（或“天人对立”）的困境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上述四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对解决“天人关系”无疑有其正面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赋予了“人”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人”必须在追求“同于天”的过程中，实现“人”的自身超越，达到理想的“天人合一”的 境界。

“天人合一”，语出张载《正蒙·乾称》。作为一种表达天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思想，它成熟甚早，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是儒家等学派所阐发的宇宙观之核心理念之一.从儒家的“四书”、《易传》，到道家的《老》《庄》等，无不以天人相和谐为其思想旨归。但何为天？何为人?又如何相合?则各呈异说、内涵丰富，构成了先秦诸子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天人合一”的思想，历经秦汉、隋唐、宋明，下至晚清，经历了极为复杂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就儒学之主流而言，大致有汉儒的天人感应说、汉唐间的自然论、宋明时期的“天理”以及性即理、心即理等，一直到近代西学传入，又有了科学诸解释。在现代学术研究的方式和视野之下，“天人合一”观念成为历史叙述的内容，同时也作为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重要资源之一被重新加以理解和阐释。总的说来，在科学宇宙观和自然进化论已经成为常识，并为一般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的情形下，再来谈所谓“天人合一”，其论说的前提必然包含了对科学知识的承认，也预设了现代性批判的眼光，即对迷信观念的鄙夷和对宗教信仰的排斥，以及知识的分类意识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等等。

在此背景之下，对“天人合一”的阐释，一般是用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来进行的，有意模糊了传统儒、释、道的思想界线，从中国文化之总体特性来确立其现代意义。其现代诠释，大略可概括为三种模式：一是科学的理解；二是历史的解释；三是哲学的阐发。

偶尔，奶奶会只言片语地提到我的爷爷。在我的感觉中，奶奶嘴里的爷爷像是一道影子，或者别的什么——反正，是一种稀薄的、抓不住也摸不到的“飘泊之物”，一种似乎不那么真实的存在。在奶奶的只言片语中，爷爷有太多的名字，譬如“你爷爷”；譬如，“他”；譬如，“不着家的”“睡窝棚的”；譬如，“死鬼”“痨病鬼”“胜儿他爹”“瘦兔子”“疯子”。还有的时候，爷爷会被奶奶完全地省略掉，她直接从事件讲起，听着听着我才意识到，哦，原来她在说我的爷爷，原来，她又记起了他。

那个痨病鬼。一天天就是咳，就是咳。他藏着钱呢。我早知道，他藏着呢，可就是不肯抓药。那个痨病鬼，什么也没给家里留下，他还给小花传上了病。

我母亲说，这才是我奶奶心里的“症结”所在，奶奶对爷爷的怨气和愤恨皆是由此而起。母亲说，我爷爷的肺结核没有传给奶奶、我父亲和四叔，却传给了三姑。在三姑咳了几天的时候奶奶到村外的窝棚里去找我爷爷——这并不好找，我爷爷居住的地方常换，十里八村废弃的窝棚都被他睡遍了，奶奶求他拿出几块银元来给女儿抓药，就算是借他的也行——好说歹说，一脸难色的爷爷终于从一棵槐树的下面扒出了一枚银元：“这不是咱的。你记得，咱得还。咱得还上。”

我母亲说，爷爷的那块银元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大夫来了，也抓了药，但我三姑还是一日病重一日。奶奶又去找爷爷要钱，爷爷告诉她已经没有了，一分也没有了，都发出去了……“其实他有。你爷爷吧，这个人……当年那些人，都这样，也不是他一个。”

爷爷是地下党。1996年出版的《滨州市志》上有他的名字，职务是中共地下党滨州区委副书记。他负责整个滨州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滨州市志》曾专门提到，他在负责这部分“党的资产”的时候，没丢过一分钱，也没把一分钱用在自己的身上。

在奶奶的描述中，爷爷在这个家的存在就像是淡淡的影子，有一种似有似无的飘忽感，他的心在别处，身在别处，尤其是后来，日本人占领了之后，尤其是“紧张起来”之后——“里里外外，都得我一个人。你找他？不着家的可不能让你找到。他忙着呢，瘦兔子似的。”奶奶一边纳着鞋底一边自言自语，油灯的细火苗一蹿一蹿，油烟中弥散着混杂了蓖麻油的灯油气味，它早已把整个屋子充满了。“受的那个罪哟。”奶奶说的这句没头没尾也没有主语，我不知道她是在说我爷爷还是说自己。

我爷爷真的就像是一个时有时无、多数时候是无的影子，他在家的时候很少。即使回来，也都是夜间，甚至都是后半夜，那时候我的父亲、三姑和年幼的四叔都已睡去，只有正在纺线或者纳鞋底的奶奶还在油灯前醒着，墙上跳动的影子比她更瘦更长……偶尔，被自己的身体压麻了手臂的父亲翻身，一睁眼，他看到爷爷坐在炕沿上的影子——他根本来不及说句什么就被自己沉重的眼皮压进了梦乡。

我奶奶不止一次地提到爷爷的“换命”，这是她对爷爷耿耿于怀的另一个缘由，每次说起她都会咬到自己的牙——“这个死鬼！自己的孩子都不管不顾！”

把那些只言片语以及我父亲、母亲和四叔的讲述串联起来——于是，我在自己的大脑里搭建了有关爷爷的那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我爷爷有四个兄弟两个妹妹，然而在兵荒马乱、缺衣少食的年代，到我爷爷十三岁那年家里就剩下了爷爷和三爷爷兄弟两个，他们相依为命。后来我爷爷去天津上学，而三爷爷则不知道为何离家出走，当起了土匪——我们当地管土匪叫“仨儿”，三爷爷变成了“林仨儿”。

林仨儿声名赫赫，几乎所有的恶行都有他的份儿，他的身上背着数十条人命，而每条命的背后又各自有着一条流不尽的鲜血河流……奶奶一个对她很好的舅舅，在给她家送高粱米的时候被土匪劫了，没等家里凑上赎金就撕了票，可赎金一分也没少要。

“这个林仨儿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区委书记梁朝河当着我爷爷的面儿签署了召开公判大会，会后下达了将林仨儿一伙儿六名土匪枪决的命令，他命令我爷爷负责看押和枪决等事宜。据说，我爷爷找到梁书记，建议用活埋替代枪毙——毕竟，子弹要省着点儿用；活埋会比枪毙更有震慑效果，也更能让那些受害人的家属出口恶气——梁书记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好，就这么办吧！你组织咱们的民兵去挖坑！

傍晚，爷爷回家了一趟，他拿走了家里最好用的那把铁锹。如果不是他取走铁锹，奶奶也许不会把后来发生的事那么顺畅而迅速地和爷爷联系在一起——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埋下林仨儿的那个土丘被人挖开了，里面那么招人恨的、应当挨千刀的林仨儿已经不知去向。

爷爷受到了审查。据说，爷爷在第二天上午就向组织坦白了自己的所做；据说，同样是据说，我爷爷在牢房里，就和三爷爷商量了把三爷爷救下来的计划，不管怎么说，这个让他也咬牙切齿的土匪头目是他的亲兄弟，老奶奶临终前反复叮嘱过我爷爷，要看护好他，千万要看护好他。

“你干吗要放他？你要想放他，别抓他啊，让他继续杀人放火多风光啊！这么多年，我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多年之后，奶奶提起这件事儿来话语里还是包含着怨恨和不满。她不肯原谅，这是直接扎到她心尖上的一件事儿，直接让她感觉自己的身体硬生生被挖掉一块肉的一件事儿。

“他的命你都能救，那咱家花儿的命就不是命了？也没见你用这么大的力气！咱家花儿，临死的时候就是喊爹，你那时在哪儿？”

“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个人！你别回来啦！少了你我们一样过！”

大约，我爷爷也没有想到奶奶的坚决，平日里她可不是这样。她被林仨儿脱逃这件事儿伤透了。再加上我花儿姑姑的死。爷爷在房子外面徘徊了几日，最后，在门口放下了一堆破破烂烂的东西和三斤小米，又退回到树园子的窝棚里。这一去，便是与家的永别。在讲述爷爷被拒之门外的片段时，奶奶的语气中怨愤的成分似乎会变得更多，可我母亲却觉得，“你奶奶应是后悔了。”母亲给出的理由是，我爷爷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突然病情恶化，他开始咳血，大口大口地咳，大口大口。奶奶被人叫去，她和我爷爷在窝棚里说了很久，然后，我父亲和四叔也被叫进了窝棚，爷爷就在荒郊的窝棚里咽了气。

我知道的是，据我父亲的讲述而知道的是，奶奶从爷爷的窝棚里出来，径直走到蹲在门外的柳树下吸着旱烟的梁朝河面前：你给我找两个人，跟着我走。

他们在果树下，生有三棵白蜡树的艾草地里，桥墩的缝里，以及河边老槐树生着虫子的树洞里，先后找到了二十几枚银元，和一小包被蓝布包裹着的东西。它们，被交到了梁朝河的手上。

深陷于悲痛中的梁朝河显得更为悲痛。“我这林哥，这，这是……”

“他没动过一分一厘，你清点一下。”奶奶认认真真地对梁朝河说着，“他说，等胜利了，就再也没有穷苦人了，就都能有饭吃了——是这样吗？”

世之所谓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审乎计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为智犹有所穷。唯见天下之利而为之，唯其害而不为，则是有时而穷焉，亦不能尽天下之利。古之所谓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计，而权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权之，轻敌者败，重敌者无成功。何者？天下未尝有百全之利也，举事而待其百全，则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胜人，而人不知其所以胜我者，天下莫能敌之。

当汉氏之衰，豪杰并起而图天下，二袁、董、吕争为强暴，而孙权、刘备又已区区于一隅，其用兵制胜，固不足以敌曹氏，然天下终于分裂，讫魏之世，而不能一。盖尝试论之。魏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刘备有盖世之才，而无应卒之机。方其新破刘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惊，斩之不能禁。释此时不取，而其后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终其身。孙权勇而有谋，此不可以声势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长，而与之争于舟楫之间，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争利。犯此二败以攻孙权，是以丧师于赤壁，以成吴之强。且夫刘备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缓图。方其危疑之间，卷甲而趋之，虽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孙权者，可以计取，而不可以势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胜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难，特欲侥幸于权之不敢抗也。此用之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至于败。此不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之过欤？

嗟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天下之能者举知之，知之而不能权之以人则亦纷纷焉或胜或负争为雄强而未见其能一也

观曹公明锐权略，神变不穷，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听不惑，临事决机，举无遗悔，近古以来，未之有也。虽复名微众寡，地小力穷，官渡受围，濮阳战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趋若百川之崇巨海，游尘之集高岳。故有荀彧、郭嘉等，或敛风长感，或一见尽怀。然后览英雄之心，骋熊罴之勇，挟天子以崇大顺，扶幼主而显至公，武功赫然，霸业成矣。

张岱最为人熟知的代表散文之一大概就是《湖心亭看雪》了。全文不过短短一百来字，就将一幅天地辽阔、万籁俱寂、人际相会的画面描写得 ① 。崇祯五年，当时张岱旅居杭州西湖。此时的西湖也是白茫茫一片，它展示了一幅独特的湖中雪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余舟一芥，这样简单的景致也可以寄寓极为丰富的情感。

时逢大雪，一个心思玲珑的雅致文人，总会做出一些 ② 的事来。于是，他孤身一人，只披着一件毛衣，提着一盏炉火，伴着船桨荡开的圈圈涟漪，独自游走在这清朗的画卷里。这种事，在心意相通的人看来，就是玲珑剔透，当举杯对饮，浮一大白。而在不理解的人看来，一定觉得这人疯了。

有趣的事，知己与旁人，张岱都遇到了，原本水天一白，只有长堤、孤舟与亭台，没想到竟然能在大雪后的湖心亭遇上和自己一样雪夜拥裘，乘舟赏雪的同好。这样的惊喜，就像当年的俞伯牙和钟子期， ③ ，却倾盖如故，原本天地一孤客，内心总有“独一人而知天下有雪”的寂寞。但此刻却有人与自己心意相通，这大概是人世间最潇洒的事。即使旁人无法理解，“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崇祯五年十二月，西湖这一场大雪，就这样下了四百年。

同通灵玉之于贾宝玉一样，项上璎珞所挂之金锁也成为薛宝钗的个人标志。历来的画家对此多有描绘，但也有不少画作中的宝钗形象恰与之相反： ① 。

原著第八回，金锁第一次露面是宝玉央求宝钗赏玩她的金锁：“宝钗被缠不过……一面说，一面解了排扣，从里面大红袄上将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掏将出来。”作者写得十分清楚，宝钗并非直接从脖子上取下金锁。设想一下， ② ，宝玉又怎会从未见过，毫不知情呢？宝钗的性格是藏愚守拙，不露圭角。第五十七回宝钗见岫烟裙上系着碧玉佩，因说道：“这些妆饰原出于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你看我从头至脚可有这些富丽闲妆？”这些可以反证宝钗不可能把金锁每日挂在衣外招摇。

那项上外戴金锁的红楼画因何而来？凡看过《红楼梦》的读者都不会忘记宝钗拥有一块金锁，画家的最初身份也是读者，当他将对宝钗形象的理解落于纸上时， ③ ，甚至还要着重描绘。《红楼梦》是一部“使闺阁昭传”的作品，红楼画也难免常常涉及对年轻女性群体的描绘。此时画家无论有意或无意地将宝钗的金锁显露出来，自然都使得人群中她的身份明确，让观者一目了然。这体现了画家在创作中对画面处理的主观能动性，即“误读”及“重构”的行为。

有人认为：“行有所止，言有所界，边界是个体成长的保护墙，边界感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也有人认为：“融而后通，破而后立，要敢于打破边界、多向融合，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对此，你怎么看？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思考。

要求：结合材料，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