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热议“高考作文”的冷思考
每年高考，总有一道题会让全民津津乐道，那就是“高考作文”。首考语文一结束，作文题首当其冲，各类媒体诸如网络报纸广播等，第一时间争相报道，各类专家、各路精英纷纷点评，一时间成就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热闹之后，人们不仅想问：为什么“高考作文”会引起热议？社会该以什么心态面对“高考作文”？如此热议对作文乃至语文教育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此等等，窃以为很有必要对这场能引发全民热议的“高考作文”来一次冷思考。
一、“高考作文”为何引热议？
高考涉及千家万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多科目试题，为何唯独作文题会引发全民热议？
高考属于国家级考试，其重要程度决定了其相关话题的度。可以说，年度高考其本身就是年度热点，它如同“春晚”一样是中国人生命中的一个情结，因而公众对于高考寄予较高的价值诉求。这种诉求直接体现在对高考题尤其是作文题的评议上，譬如公众理想中的作文题应该是个性化的，接地气的。人们在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应景式作文后，觉得无论是雷人之作还是愤青文章，都能体现出当下多元化社会的个性化表达，对于同一现象哪怕是截然不同的反应，也是社会发展至今文化同步的效果。
长期以来，高考作文命题喜欢在宏大的理性与道德上跳舞，文字虽然炫目却打动不了人心，而现实不断在给教育出题，希望教育能给出较好的回应。都说“文以载道”，高考作文被寄予厚望，受到全社会瞩目，实际上也应承担起这一责任：考生将现实编织的理想化为文字，让成人社会从中看到后浪们对于自我的认知与时代的憧憬。或者说，什么样的高考作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从中看到公众对这个时代的价值诉求。
公众价值诉求可选择的对象很多，为何偏偏是作文题？这不得不说高考作文题的魅力。显然，人们对于其它科目考题的，是需要一定知识储备的，诸如数学的圆锥曲线，物理的加速度，生物的有丝分裂等，普通大众很难参与，而高考作文则不同，只要能识字看懂，就能发表己见。同时，相对于其它学科考题的标准化答案，作文题目因其文本、选题、立意的多元化，能给与考生及围观公众更多的选择权，正所谓“一千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甚至可以说，作文题是高考所有考科题目中限定最少，可发挥性最强，最能考查人之思维与素养的题目。
高考作文除了主观性强，涉猎范围广以外，还是唯一不设标准答案的考题，甚至连参考答案都没有，即便有作文评分标准，但在实际阅卷过程中带有不确定性，有时甚至会出现一定的争议。于是，一年一度的高考作文并不止于考试，如果考题与社会同步，与时代同频，就会成为公众舆论平台，这也是其它学科考题所无法比拟的。
有人会说，诸如政治历史等学科试题，不也承载价值诉求，引发大众评议么？其实，大家别忘了“高考作文”首先是一道语文题。我们知道，高考首场必考语文，相对而言，语文是最不拉分的科目，考生难拿高分，也不会太低，分数差距不大。因此，高考语文首场，有利于考生保持良好心态迎接后面考试。假如第一场考的是拉分科目如数学或其它，对于没有发挥好的考生而言，心态极易崩溃，势必影响接下来的考试。
因此，高考作文的重要地位凸显出来了。想想看，一百五十分的语文试卷作文占据了60分（上海高考作文70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作文成绩决定了语文成绩。一旦作文写偏题或离题，语文基本上算考砸了。语文不利，势必影响考生心理。在当前考试制度下，高考成绩受制于“木桶原理”，只要一门科目考砸，则会满盘皆输。如此看来，对于高考首场的语文作文题，其战略地位非一般考题所能比拟，所以才会有“得作文者得语文，得语文者得天下”的说法。
二、“高考作文”热议现象
其实，“高考作文”引发热议是好事，这恰恰反映了社会对高考的关切与重视。当然，热议者中少不了语文教师，当然也不乏从事语文教育的专家学者或相关人士。他们对于“高考作文”非一般议论，而是带有专业性的探讨，可简单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
每年高考作文题一经流出，总有不少人声称自己“押中”作文题，有的还说的煞有介事。什么是“押中”作文？如果说预测到了命题方向就算押中，那么多数有经验的语文老师都能押中，因为考试有考试的标准，命题有命题的规律，语文老师心里都有本明白账。再说，高考前后复习训练过的作文题不计其数，碰上一两个相关相似甚至相同的题，算不得天上掉馅饼似的奇迹。
退一步而言，就算考前所“押”之题与高考的一模一样，敢问：学生考场上作文就一定能拿高分？带过高三改过高考作文的老师都知道，高考作文的评阅有其独特性，别说“押中”作文题，就算请某位作家根据所“押”考题宿构成文，放进高考作文阅卷场中评审，谁也不敢保证就能拿高分，为何？这是由高考作文阅卷特性所致，后文详叙。其实，所谓“押中”考题已无意义，更无多大作用。语文教学真正要做的还是“请循其本”，听说读写，字词句篇，语修逻文，沿着正确的教学轨道，遵循写作的内在规律，训练出“卖油翁”的应考技巧，高考作文的成绩就一定不会低。
毋庸置疑，每年高考作文题都会引发各方面评议，这些评议有来自官方的，譬如高考一结束，教育部或命题省份的考试部门就会发布年度试题评析，譬如“试题把握时代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托高考评价体系，加强关键能力考查……”，显然，这些“政策话语”的评析，是意识形态治理的正常表现，并非能对高考作文命题本身进行学理的阐述。
对作文题的评析更多是来自民间的个人评析。这些评析本身就是一篇篇论述文，有的还很“接地气”。譬如看考题是否“反映现实生活”，一个时代的作文题总是带有或隐或显的现实性，对考生而言，“深入社会生活，关心家事国事”是合乎教育规律的。另外，也有不少是从考生视角评析的，譬如年年都有人说的“破题不难，写好不易”，一个好的作文题本应符合考生认知兴趣，契合生活经验。当然，这方面最有体会和发言权的是考生，一线教师作为“代言人”往往很积极，但一般也只是从试题难易度进行评点，虽也有不少明达而专业的论述，但整体而言是实用而功利的，少有对写作本质规律的深入思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语文同行热衷于“下水作文”，但别忘了“下水作文”不等同于“考场作文”。“下水作文”是场外人士对高考作文题的再创作，其结果是作品，其本质已不是考场作文。试想，从容淡定地坐在考场外，在无限时空下，让饱经风霜的成年人来写高考作文题，是很容易脱离考生的思想水准、生活实际和考试环境的。另外，既然是“下水”示范，方向必须正确，动作就得规范。如果教师自己都不能“游”个利索，可想而知，效仿的学生有多危险。当然，“下水作文”不失为一种作文评析方式，其目的是探寻作文教学的方向。但无论如何，考查学生发表思想和书面表达能力，永远是作文之本，是语文坚定不移的立场。
另外，高考作文不止于考查学生的家国情怀、民族豪情、国学素养、文化底蕴……这些东西也许会隐含在一篇篇作文里，可不少“下水作文”似乎忘记了这一点，一味地“宏达话语”，引得世俗啧啧赞赏，这其实是一种不良学风、矫饰世风的体现，偏离了语文教育的初衷。
当下，对于语文教育而言，重要的是正确的“语文观”。如果我们认定那些东西是必须的，就一定要坚守，也就是说，语文课不能成为某些话语的跑马场和游乐场。一言以蔽之，只有搞清语文教育的初衷和本质，高考“下水作文”才能游达彼岸。
三、“高考作文”本质透视
热议之后冷静思考，我们会发现，“高考作文”很另类，它不属于自由写作，更不是文学创作，甚至连“作文”都算不上，其选拔性质和筛选功能决定了“高考作文”是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按照规定要求、依照特定标准评分的“另类文体”。
这考生与自由写作、文学创作者甚至是平日的学生是有区别的。“高考作文”是考生在考试状态下的“写”之行为，这一行为是为了考查考生终极写作素养，它要求考生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按特殊的要求完成书面表达。在这一过程中考生应遵循高考国家级考试要求，以完成任务的程度来评测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高考作文”是一种强迫性的任务驱动型活动，不仅有严格的考试要求，而且还有严格的评分标准和评分细则。
不管愿意与否，高考阅卷老师是“高考作文”的唯一读者，也是终审评判，作文最终的结果是分数或等级呈现。也就是说，“高考作文”是一种形成性的评判结果，它区别于其它“写”之过程性的检测。譬如我们平时“作文”训练，一般都是教师给出任务，学生根据要求完成，但在考场情境中，“高考作文”往往都是从“审题”开始，这也与平日“写作”有着很大区别。生活中大多数“写作”都是由作者自己主张，其呈现结果因需而异。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作文”“写作”虽然也有“审题”，但其出发点或是为了教学训练，或是为了达成工作目标，并非像“高考作文”是为了终极评判。
另外，“高考作文”评判过程虽有考纲和评分标准为依据，但落实到具体操作过程中，是有其特殊性的，这一点与“习作”“作文”的批阅有很大区别。也就是说，“高考作文”要想获得高分，还要了解熟悉作文评判规则。
高考作文是“带着镣铐跳舞”，但其评判标准必须是科学合理的，是能指向学生真实写作核心素养的，即作文题的信度和效度要尽可能反映出一个考生真实社会生活中需要的那种写作能力。
现在的高考作文与过去的科举一篇文章定终身不一样，它是与语基、阅读并列的一个板块，从考题设计来看，作文应避免阅读考查重复的知识，应尽量避开政治道德内容，而应专门着力于考查写作能力。也就是说，高考作文不可能“包打天下”，应该纯粹一点。尽管“高考作文”承担着“立德树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功能，体现着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负担着民族文化传承的时代使命，可不管怎么说，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功能不应该是写作教学的主要着力点。一道高考作文题考查的只能是：作为合格公民应该具备的适应社会生活学习工作需要的基本写作能力。
当年某省高考严厉打击“套话作文”，而且还找出了“套话作文”的特点：
第一，题材总是选用现成的历史文化（文学）名人的生平；
第二，文章结构表现为“穿靴戴帽三段论”，即用三段左右的历史文化名人的事迹为作文主体，再加上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
第三，作文的主题总是局限在一个浅显的平面上而不做深入开拓。也就是说，作文材料烂熟化、结构模式化和主题平面化构成了“套话作文”的三要素。
根据我们几年来阅卷的不完全统计，出现在这类“套话”作文中的历史文化名人，以屈原、陶渊明、苏轼为最多，可称为“套话”作文中的“三巨头”。其他常见的还有庄子、项羽、司马迁、嵇康、王维、李白、杜甫、柳宗元、李商隐、陆游、李清照、曹雪芹。不管你出的题涉及爱国主义还是环境保护，关怀底层大众还是建设精神文明，他们都可以用上述这些材料敷衍。当然，我们指出“套话作文”的典型表现，并不意味只要使用了历史文化名人材料就一定是“套话作文”了。阅卷者要根据上述三要素，对作文进行综合判断。“套话”作文的盛行与话题作文形式有一定关系。因为话题作文对审题的要求比命题作文和材料作文低，再加上前几年这种类型的满分作文出现的较多，而对写作能力差的学生来讲，掌握几块材料到考场上去拼凑，远比苦学苦练提高写作能力要容易得多。又不需要承担抄袭的责任。第一，它使高考作文遴选考生的区分度受到严重影响，写作能力高的考生与写作能力低的学生得分趋近；第二，更为严重的是，“套话作文”背后的中学作文教学机制影响一代人的写作能力甚至思维能力的提高。为了体现高考公平公正的原则，准确引导中学作文教学，我们从2005年开始对“套话作文”的打分执行从严的政策。一般情况下，这类“套话作文”最高分不超过40分。如果符合题意，语言比较流畅，思路清晰，可打在38-40分。表达能力较差的，也可打在36分以下。
我想我是一个极易被感染的人。当刘翔的背影在我瞳孔里无限的放大，冠军台上黄种人的尊严才傲然屹立。我被打动了；当张艺谋将奥运打造成了中华民族崛起的盛宴，让世界为之倾倒。我被打动了；当袁隆平在稻田之间默默的奉献，他的汗水哺育了全世界。我亦是被打动了。可我却依然是一个坚定的人。当陶渊明悠然回首将南山于眼底收尽；将孟浩然在鹿门将其寒舍架起；将谪仙一路放歌，且歌且行，且醉且行，一步便是一步才情。有幸生在江南，青色的一片朦胧天地给我以感性的潜力。铺纸、研墨、挥毫，氤氲一片水墨的天地，清脆的马蹄声在青石板上溅射开去，是谁家约定慢慢燃尽。而我这时，或许在桥头，在蓬尾，在诗中，在画上，寻找属于我的淡然与惬意，伴茶兴茗。或许，我会在一座不知名的远山将自己的一间寒舍架起，才疏学浅，无法为其作铭，便为其取个陋名，想必它定不会介意。山中觅几声虫鸣，听泉水轻吟。我的心便在自然中跋涉，不亦快哉。山中定有好日，松花酿酒，对影即是三人，不须担忧无处寻酒友。披着清风，我便可以悠然醉去，不然如何对得起这山，这日，这酒，这景，淡然自适，随酒入肠，心头晕开。更或许，我在路上，在雨中，在牧牛背上，指指那远不可见的杏花酒肆，乐他游人一乐，从每条小溪上跨过；从每个顽石上踏过；我不是太白，不是工部，无法为它们吟诗作赋，但我给它留下我的也只属于我的印记。想必它们也不会嫌弃。潇洒，一步一个脚印的记忆。辉煌升空的成功或许美丽夺目，但我仍然明白那是我的真义。褪尽重影，我于我的时间寻几缕惬意，作一回潇洒的自己，也是我无悔的选择，不痴的追寻，有苦，有喜，有悲，有乐，更有滋有味。别人可以浓墨重彩地渲染生命，我只愿认识我自己，于我时间中，做我真正的自己，仅此而已。这篇作文，除了中间五个独立成段的句子和末尾一句话外，其他材料乃至文字，都可以判定为事先准备的。仅从正文第一、第三段的标点和语句看，就该考生的功底是写不出这样有一定文采的片段的，之所以分号、句号用错，语句不通，是因为背材料时的疏忽，或临场时给忘了。这样的材料，用在任何一个题目上都可以凑合，但都不会很合适。
再后来，时间来到了2020年。对！就是“生活在树上”的那一年，试问：“套话作文”的影子还在吗？！
当下语文教学中关于“写”，存在混乱、低效的现象。言其混乱，是因为就连“写”的称谓都是多个混用；言其低效，是由于“写”的教学内容缺失，缺乏对“怎么写”的过程指导，“写作文”成了学生最头痛的事。如此看来，“写”之难教，已成沉疴。尽管不时冒出各色花样的“作文教学法”，但广为接受且能普及的少之又少。这不得不让人反思：“写”之难教，根源何在？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刘锡庆教授曾这样解释：作文一是能教的，主要指字、词、句、段、语法、修辞、逻辑和语言，但这几个方面还不是作文好坏的关键；二是半能教的，主要指观察能力、体验能力、思考能力、想象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但能力不能直接获取，只有通过反复训练才能吸纳，这比“能教的”更为重要；三是不能教的，主要是指一个人的才气和灵气、胆气和生气。
按刘锡庆教授的说法，“能教的”不是关键，“半能教的”需要反复训练，最重要的却是“不能教的”。这就有些尴尬了。刘锡庆教授所说的“能教的”是针对“作文”而言，而“半能教的”尤其是“不能教的”，似乎指向作家的“写作”。学生“作文”和作家“写作”能一样吗？学生有没有“写作”？“写作”“作文”还有“高考作文”有没有区分？无论是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2011版课标”）、《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中，还是语文教学中，关于“写”的称谓，粗略算来至少有“作文”“写话”“习作”“写作”“表达与交流”等多种称谓。对此，已有专家专门论述。但时至今日，尤其是对一年一度引发广泛的高考作文，人们还是习惯于将“写作”“作文”“高考作文”等混同。“名不正则言不顺”，名称混用的背后，折射的是对“写”的内涵的不同理解；理解偏差，将直接导致“写”的教学错位。鉴于此，有必要对“写”之概念及行为做深入探讨。下面，拟对“写作”“作文”和“高考作文”三个概念进行辨析，厘清关系，正本清源，寻找语文教学视域下“写”的精准定位，以求有效实施关于“写”的教学。若将“写作”宽泛地等同于“写”，其主体就是任何能“写”的人。然而，生活中作为一个专业术语使用的“写作”，更多用于社会领域，如职业人群的专业写作；有时也专指文学创作，如作家的自由写作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写作”这一行为主体则指专业的或自由的社会人。专业或自由的社会人在进行“写”这一行为时，虽然遵循专业要求和社会规范，但“写”之行为却可自由任性，既无时空的束缚，也无外在的牵绊，随兴而动，任意而发，自我主宰，且行且止。不论是将“作文”理解为名词，即学生作为练习所写的文章，还是动词，即学生练习写作，其主体均为学生，其行为皆是指在学校教育状态中按照特定要求，用以发展和提高自身表达能力的一种学习活动。作为一种语文教学中的行为，其行为必须符合语文教学的规范；作为语文教学情境下的活动，其主体必定会受到学校教育教学的限制。考生本是参加考试的学生，与“作文”主体看似一样，实则不可等同。“高考作文”是考生在考试状态下完成“写”的行为，这一行为是为了考查测定考生的写作水平。这种特定状态下进行“写”之活动的主体，其所承担的功能、活动的状态，产生的结果都有异于“写作”与“作文”的主体。无论是职业人群的专业写作，还是作家的自由写作，都是写作者的一种内在驱动，一种独特的价值追求。写作者可以在没有外在限制的条件下运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独立思想和独特体验。这个过程可能率性而为、一蹴而就，也有可能沉思良久、难以下笔，但写作者进行“写”的过程是比较自由自觉的。“作文”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按照特定要求用书面语言创造文本，以发展和提高自身写作能力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以提高语言运用能力为目的，并且会对完成状况施行评价，不可率性而为。“作文”作为一种习得技能，练习的是如何有条理地表达观察所得、学习所得、思考所得，在不断的、有层次的习得过程中学会各种表达方式、行文技巧，以求熟练地掌握语言表达能力。这种直接满足于语文教学目的的习得技能，既是学习的工具，也是学习的结果。3.“高考作文”是一种测试考生书面表达能力的终结性评价“高考作文”要求考生在规定时间、特定地点，按照固定要求完成书面表达的文本。在这一过程中，考生应该遵守考场要求，以完成任务的程度来获得评测结果。外在要求使得考生少有“写作”或“作文”的从容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高考作文”是一种任务驱动型活动，不仅有严格的考试要求，而且还有严格的评分标准和评分细则。1.“写作”呈现的是一种可以接受自我判断和社会评判的文本写作者的认知水平、思想境界、行文特点、作品风格等都比较成熟，都有经过长期训练而形成的基本固定的范式。如专业写作的产品是社会要求的文本，而作家自由写作的产品被称为“作品”。“作文”是学生为今后更好学习、生活打基础的书面语言表达练习。学生通过练习，可以更好地掌握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学会恰当表达自己观察、思考、研究、学习结果的能力，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更好地与社会沟通交流。因此，“作文”呈现的并非成熟的社会文本，其阅读范围也仅限于教师或学生，有时还称之为“习作”。阅卷老师是唯一的读者，也是最终的裁判者，其最终呈现的结果是分数或等级。“高考作文”作为一项终结性评价，不可能具有过程性检测的功能。以上从多个维度对“写作”“作文”和“高考作文”进行辨析，目的在于明确各自的功能指向，有效实施语文教学视域下“写”（“作文”“高考作文”）的教学。什么是“写作”的功能？在现实生活中指向特定的读者，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写”，即为写作的功能。现实中的“写作”都有一个或多个目的，可以是传达信息、融通感情、发布经验、唤起行动，可以是宣泄不满、为了娱乐等。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交往、信息沟通、情感交流都属于写作的功能范畴。这也就决定了写作功能的多元性。人们也往往因为写作功能的多元性，将“文学创作”“公民书面表达”“学生作文”“考场应试表达”等功能都贴上“写作”的标签，而在实际运用中却又彼此等同混淆，相互指代。如“文学创作”能否教？作家能否专业培养？这是一个在文学界和教育界颇有争议的话题。作家王安忆在复旦大学开班授课，但其坦言，“写作是孤独的，谁也帮不了忙”，更遑论很多知名作家并未接受过写作专业教育。其实，人们更相信“文学创作”只能呵护而难以教学。然而，还是有人将“文学创作”的功能附加在其他“写作”上。如以“文学创作”的高度来要求一般的“公民书面表达”。“公民书面表达”是人们为了实现社会交往、信息沟通、情感交流等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写”的活动。一般而言，人们只需要掌握“公民书面表达”的必备知识和程序，根据实际需要具体运用即可。从功能指向角度而言，“作文”与“写作”虽然有相通之处（“作文”过程中不排除“写作”的因子），但二者就其本质而言属于不同范畴。现实中有人提出“作文是不可教的”，其错误在于将“写作”功能强加于“作文”。“作文”是什么？据上所述，可将其定义为“在学校教育的班级授课制下，以学生的角色学习写而展开的非独立活动及其结果”。虽然2011版课标是以“写作”名义进行阐释：“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但这里“写作”其实就是本文所指的“作文”，因为它主要针对中小学生，强调的是“写”的过程。对中小学生而言，注重过程，强调基础，而不是要求他们在专业领域进行创作。也就是说，“作文”只是在教学情境下进行“写”的训练，是一种教学行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生产行为，也不是真正的“写作”。鉴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作文”是学生在学校教师指导下按照特定要求用书面语言创造文本，以发展和提高书面表达能力的学习活动。通常所谓 “写作文”“作文教学”，是学校语文教育对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是学生必须具备的与“听”“说”“读”相对应的一项基本语文技能。所以，“作文”是应该教学的，也是能够教学的。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除了有人在教学中以社会“写作”功能附会学生“作文”，课标也出现“习作”“写话”“写作”等名称混用。作为语文教育的一种基本技能和素质，“作文”教学要围绕作文的特点、规律和要求，由理论到实践进行专业训练，从而提高学生书面表达能力。（三）“高考作文”属于评价范畴，应注重规则，强化训练如前所述，“高考作文”是一种终结性评价手段，在考试情境下，考生必须从“审题”开始作文，这与“写作”“作文”有着很大区别。生活中的“写作”大多是由作者自己命题，其呈现结果因需而异。教学中的“作文”虽然也有“审题”，但它着眼于作文训练，是为了达成教学目标，并非为了评价考核。虽然“高考作文”呈现的是一种评价结果，其评阅过程也有考纲和评分标准作依据，但落实到具体篇章上，是有其“明规则”和“潜规则”的。譬如马伟老师根据自己多次“高考作文”阅卷体验，撰文指出：①文章立意是高考作文阅卷中放在首位考量的因素，理应成为作文教学和训练的着力点；②文章的思想内容是阅卷中考虑的重要维度，教学必须着力改进提升；③布局谋篇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艺术性，我们应认真探究并加以改进；④当语言和思想完美统一，语言才会避免单纯的藻饰，变得精彩精辟。可以说，上述归纳总结，基本代表了现实版“高考作文”的评价规则。除此之外，考生要想“高考作文”获得高分，还要了解那些没有写出来的“潜规则”。再如刘思明老师列出七条“潜规则”：①标题要让人一眼就看出与主题或话题的关联；②文章的首段和尾段最好都点题；③文章最好分成五至六段，形成“凤头、猪肚、豹尾”的格局；④作文实际篇幅以超过规定字数的底线一两百字为宜；⑤在题材上要写自己经历或可能经历的事情，不要写自己不太可能经历的事情；⑥文章立意不但要明确，而且要正确；⑦文体还是自然传统的好，不要再使用拾人牙慧的“创新”体式。另外，有人曾在《南方周末》上撰文提及，全国绝大多数省份作文评分均速每篇只有20多秒钟时间。这虽有夸张之嫌，但也暴露出“高考作文”评阅过程的特殊性。通过分析可以明确:“高考作文”是一种通过“作文”的方式来考查参试者所掌握的书面表达技能的活动，它要求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和空间，按指定方式和要求，来完成一定书面表达任务，并由主办方评定其结果，从而为主办方提供考生此方面的技能状况信息。由于“高考作文”与“作文”“写作”的悬殊差异，再加上“高考作文”对日常“作文”教学的导向功能。无论我们对此存有多大异议，最务实的做法还是遵循“规则”，强化训练，以寻求教学效率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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