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教育部考试中心在《中国考试》2021年第7期撰文《紧扣时代脉搏，加强关键能力考查》对2021年高考文科综合全国卷试题进行了全面评析。明确指出：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高考文科综合各科深入梳理和整合课程标准中有关党史的学习内容，注重呈现中国共产党100年来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使学生深入思考青年与国家、民族的关系。试题紧密结合学科内容，选择反映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脱贫攻坚、红色旅游资源等素材，加强对学生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品德修养、奋斗精神等方面的考查，同时持续深化体美劳考查，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助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由此可见，高考命题从不回避社会热点问题。聚焦社会热点，创设问题情境，创新命题思路，考查核心素养，避免“背多分”和“机械刷题”，开展深度学习，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仍然是高考备考复习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在临近高考的冲刺阶段，社会热点问题应引起2022年参加高考的莘莘学子高度重视。

社会热点聚焦，创新命题预测

热点五反腐倡廉　国家治理

【材料情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这是对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的深刻总结，为百年大党坚定不移推进自我革命，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进一步明确了方向。腐败是人类文明的公敌，我们党要始终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必须以最坚决的态度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化，既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治本为治标巩固成果，赢得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绩令人鼓舞，仍需冷静清醒，腐蚀和反腐蚀斗争长期存在，稍有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理、民族、文化差异性都很大，治理国家的难度极高。但是，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从未中断，中国“大一统”的国家格局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居于主导，杰出的国家治理智慧支撑起了悠久的辉煌历史。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有着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间中国也屡屡面临内部和外部挑战，但无论外敌的入侵还是内部浩劫，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整体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从而没有像欧洲大陆一样很早便裂变为许多个国家。

近代以来，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文化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治理方面也如此，但站在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去看，那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和模式也许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但在大多数时间里它都是领先的，中国古代辉煌物质文明与璀璨文化基于此而产生，中华文明未曾中断、中国“大一统”王朝始终持续也得益于此，它是古代的“中国模式”和“中国智慧”，我们对此应充满自信。

【知识链接】

一、中国的监察与国家治理

1.古代中国的监察制度

(1)秦朝：秦朝设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

(2)汉朝：汉武帝建立刺史制度，监察诸侯和地方高官。东汉时期，刺史增加了地方行政权和军权，东汉末年，刺史成为州的最高长官。刺史制度加强了对地方的监督控制，但后来刺史权力膨胀，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3)宋朝：在地方上设立通判和知州相互牵制。

(4)明朝：设立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地方监察、司法；设立厂卫特务机构，监视、侦查官民的不法行为。

2.古代中国皇权下的权力制约与民主呼声

(1)中央官制：秦朝的三公九卿，分掌不同政务，国家军政大事决策要进行朝议，一定程度减少君主专制下的决策失误。

(2)唐朝三省六部：中书草拟、门下审核、尚书六部执行，门下省设政事堂，三省宰相共同议政的场所，三省之间相互牵制和监督，决策已不再是单纯的皇帝个人行为。

(3)明清之际：黄宗羲抨击君主专制，倡导君臣平等，主张法治；顾炎武主张众治、经世致用；王夫之循天下之公等。

3.古代国家治理

(1)古代中国制约权力的措施

①制约皇权的措施：相权的牵制和谏议制度。

②制约相权的措施：分割相权；中央的控制；监察和监督。

(2)制约地方的措施：分割地方权力；加强监督监察；特务机构，负责秘密监察地方官吏。

4.近代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

(1)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制。

(2)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指导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5.新中国国家治理

(1)新中国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临时宪法；1954年宪法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推行“依法治国”战略，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选举制度的实行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3)祖国统一大业获得突破，“一国两制”方针提出并得到成功运用。

(4)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

(5)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指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指南；由轻视人才转向尊重人才、知识；“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双百”方针重新确立，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6)奉行不结盟政策，开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活跃在地区性和世界性的国际组织中。

6.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

(1)1949年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提出了“两个务必”。

(2)1951年，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倡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把各个时期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作为学习的榜样。

(4)近年来，把反腐倡廉摆到突出位置，严肃查处一批又一批的大案要案。

(5)胡锦涛强调坚持“两个务必”。

(6)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二、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三大基本准则

1.以民为本

古代中国很早开始，统治者就意识到了民的重要性。《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经历了夏、商、周的政权兴替，尤其经历了春秋战国时大批诸侯国的兴起与衰亡，人们对君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虽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更明白人民对政权的存亡也有制约作用，明白“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的道理，所以也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历代统治者都深知，国家政权要实现稳定，人民的生活必须富裕安康，如管仲所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孔子也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则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刘安在《淮南子》中就此总结道：“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历代以来，凡想有所作为的帝王都深谙“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道理，其在位时都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强国富民。汉朝初年，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立即减轻田租、豁免徭役、复员士兵、释放奴婢、鼓励生育、与民休息。汉武帝时又大兴水利、移民屯耕、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唐朝初年，唐太宗、唐玄宗积极发展经济，开辟土地、推广水利技术、发展手工业，使经济达到新的繁荣，杜甫写诗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富民离不开利民、惠民，要让经济繁荣的成果惠及百姓生活。西汉初年一直实行“十五税一”的低税率，后来更降为“三十税一”，唐朝初年强调税收政策的公平与合理，通过“检田括户”等政策打击豪强地主偷逃税收的行为，减轻广大百姓的负担。清朝中期出现了“康乾盛世”，其间五次大规模蠲免全国钱粮赋税。

“以民为本”几乎成为中国历代以来统治者治理国家共同坚守的基本指导思想，除了富民、利民、惠民，还强调顺民、敬民、护民、恤民。虽然很多时候其出发点或许只是为了借此来巩固帝王的统治地位，但相关思想和国家治理理念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实践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儒法互补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法家更专注治国之道的探索，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治国思想，其中儒家更强调民意，而法家更强调效率。

儒家强调仁政，强调以德治国、以礼治国。孔子提出了天命观，主张“知天命、畏天命、顺天命”，孟子对其进行了发展，认为民心即代表天意，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主张“以民心而察天意”。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感化对其改变和塑造。梁启超评价：“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在治国理政中，儒家主张通过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长幼尊卑秩序来稳定社会，主张为政者首先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引导民众建立思想道德规范，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同时也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体恤民情、善待百姓。

儒家治国思想中有浓烈的政治伦理化倾向，强调个人的修为和人的自觉，也描绘了美好的图景，有着很强的感召力。但是，儒家治国思想中也存在理想化的一面，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道德建设和“礼”的约束并不能解决国家治理中的所有问题，在“礼崩乐坏”、诸侯纷争之时，德治、礼法在效能上往往显得不足，需要注入新的思想加以改造。

法家对儒家进行了很好的补充，与强调仁、德、礼的儒家不同，法家强调法、术、势，强调富国强兵、严刑峻法。商鞅提出“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所谓“势”，指的是一种力量，是权势和威势，强化“势”就是更注重国家治理的效果和效率。韩非子说“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他认为用忠顺孝悌之道治理国家效果并不好，主张必须用“法”，提出“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群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法家强调以“法”治国，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战国中后期，李悝、吴起、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分别在魏国、楚国和秦国实施变法，除强调法治外，他们还提出废除井田、重农轻商、实施耕战、奖励军功等改革政策，取得明显成效，尤其是商鞅变法，使秦国在战国诸雄中脱颖而出，最终统一了天下，显示出法家思想在治国方面的效力。但是，秦朝建立后又很快灭亡了，其速亡的教训也引发了人们对严刑峻法能否带来长治久安的反思。

汉朝建立后一度实行“黄老之治”，后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学作为治国的核心思想，但在具体治国方略中，汉武帝也借鉴了法家的许多主张，如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实施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等。到了东汉末期，曹操在治政方面“揽申、商之法术”“不官不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法家思想重新受到重视。在此之后，历代治政者对儒家和法家普遍采取了兼容并收的态度。唐朝重儒家，但科举中也设有法家科目。宋朝时，儒家地位进一步上升，但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思想更偏重于法家。

隋唐以后，治国思想越来越呈现出儒法互补的局面，有人称之为“王霸杂之”，有人将其总结为“外儒内法”，这种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理念，是将尊顺民心民意与追求治国效能有机的统一，通过二者的深度融合互补，使法家的法治成为儒家善政的制度保障，使儒家的德治成为法家制度建设的价值基础，从而避免了只强调其中一项所带来的偏差。

3.乡村治理

中国有广阔的地域空间，除了思想、文化、制度层面有很大的整合和治理的难度外，单从行政管理的技术层面看也极为不易。为克服庞大国家的治理困难，中国历代王朝探索出许多有效的措施，独特的乡村治理模式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重血缘和亲情，乡村是血缘宗亲与有限地域范围内的共同体，中国历代统治者深知，将皇权伸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在广大乡村更多地利用乡绅来进行管理，官、吏、绅三者的有效配合，实现了基层的长治久安。

从秦朝到唐朝以前，中国乡村普遍实行“乡亭制”，乡亭人员虽属官派，但利用民间力量的协助是其不可或缺的治理途径。

唐朝设立里正，乡一级组织虽然还在，但里正发挥的作用更大。

宋朝以后“保甲制”开始施行，保甲、乡里并存，但乡里的作用越来越弱化，保长、里正等乡村本土人士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实质性作用，农民之间产生矛盾往往不是去官府诉讼，而是依靠本地有名望的乡绅调解。

基于这种特点，自古以来就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依靠乡绅治理乡村，不仅可以强化宗族观念和儒家思想，从而凝聚乡村力量、维护乡村秩序，而且可以减轻治理成本、解决广大基层难以治理的技术难题。

【仿真高考，热点对接】

(模拟练习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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