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非常重要，宝子们结合自己的笔记整理补充，尚未了解充分的可以跟着推文把哈贝马斯这两个理论整理下来，梳理好之后用在论述题的理论背景上！
哈贝马斯于1929年4月18日出生于德国西部杜塞尔多夫。母亲作为德军医院里的护士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常会把他带回杜塞尔夫体验大城市的生活和文化，培养了哈贝马斯与时俱进的精神；而父亲热忱的政治参与则促使哈贝马斯对德国魏玛时期的“民主政治”有了一个深入的理解，这对他战后的觉悟和对政治和道德的反思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纳粹统治时期，他曾经加入“希特勒青年团”，随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希特勒的倒台，特别是纽伦堡审判事件和集中营的纪录片大量放映，哈贝马斯开始正视历史和现实，对自己和国家开始了一种痛苦的检视和反思，他对纳粹制度的思考以及冲破德国文化的偏狭，为他在其理论体系中架构起世界性的思想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哈贝马斯在阿多尔诺及其思想的影响下，哈贝马斯系统地学习了社会学，又获得了政治学博士，这为他以后社会学方面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家庭、社会和国家各方面的影响下，他同时吸收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各个流派的思想，开始了自己的绵延而不凡的思想历程。
公共领域就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社会公众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并形成公共舆论的活动空间。”
公共领域存在国家和社会两个领域之间，是介于国家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冲区域，是公众个体在社会领域中通过话语交往形成公共舆论进而进行理性的批判。
公共领域是产生和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情境之下的特殊社会公共空间，存在于国家政治权利干涉范围之外，并可以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通过话语诉求形成舆论对公共事务进行处理和讨论。
公共领域的主体：社会公众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主体是作为公共舆论之中间力量的社会公众。” 特点：组成公众的个人除了关心自己的私人利益，更关心的是普遍利益；具有独立的思想和理性批判能力；不受各种强制性的力量集合而成而自愿参加和组织到一起，可以自由、公开地表达观点和主张。
公众领域的客体：公共舆论
公众舆论即公众摒弃了自身狭隘自私的心理，不受权力机构约束，自愿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形成可以影响公共权力机关决策的理性共识，具有公共性、批判性、理性三个特征。
公共领域的载体：公共空间
公众可以表达、传播自己意见并对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影响、监督以及控制的媒介和场所。
公众在理性批判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并对国家公共权力形成制约和监督（批判功能），从而使个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解放功能），也使得国家公共权力正常运作成为可能，从而为国家公共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功能）。
公共领域运作遵循平等交往、公开讨论、世俗（公众普遍的社会问题）三条原则，使社会公众明确自身的权利，自由发言以表达自己的意愿，通过对公众普遍社会性的问题讨论形成舆论，从而对威权国家产生一种制约力量。这样的运作机制也会带动和促进公共领域理论的长期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政治的思想深入人心。
转型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逐渐被打破
社会生活领域与家庭内心领域出现两极分化
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向文化消费的公众转化
危机
公共性危机：社会公众对公共领域里的问题缺乏兴趣，政治热情降低，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减弱，公共领域的讨论机制不具有以往牵制国家的能力，最终被利益集团所控制，导致公共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国家公共权力的无限扩张和对生活世界的过分主宰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从而使晚期资本主义失去了合法性基础，因而导致了合法性危机。
政治危机：国家和社会之间缺失了商谈和对话的缓冲空间，使国家公共权力与私人领域之间缺少沟通的桥梁，也使国家直接面对社会公众的压力空前增大，从而有了新的政治危机和意识危机。
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交往行动理论，以语言为媒介，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主体间性为核心，试图达成交往合理性。
交往行为是指个体之间具有(语言上或外在行为方面)的关联，最少是两个以上的具有话语能力和操作能力的主体间性的内在活动。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更重视的是主体间的交往与合作所呈现出来的交互作用，而不仅仅是只重视某一个个体所坚持的的观点和其自身的意识。
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语言这一普遍正常的沟通交流方式被削弱了，反而货币和权力成了普遍盛行的交往媒介。人们不是作为交往主体参与交往行为，而是只能作为旁观者来对象。
语言的重要功能就是使得交往行为成为可能，交往行为需要建立在通过语言而实现的相互理解的基础上。
系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它是以权力和货币为中介、媒体组织起来的。它“体现的是目的合理性，追求的是效率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
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能够正常进行的背景，既是交往行为的活动场所，也包括交往参与者的背景知识。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指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有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不断被现代社会的市场机制与官僚机制侵入”，其原有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行为收到严重的侵蚀。
为从根本上扭转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人与人之间交往不合理化的非正常的社会局面，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交往理性是一种通过语言实现的、具有主体间性的、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在对话中完成的、能在交往者之问达成协议一致与相互理解的程序性理智能力”，从而实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交融。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并不是要否定社会的系统化和工具理性，而是反对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入侵和工具理性膨胀，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于重新恢复话语的社会整合功能，确定交往理性的权威。
某些理论确实不太好理解，需要前后关联、从整体入手才能更好地掌握它，所以石牌人物栏目尽量比较全面地介绍一个学者的理论体系，给大家提供点方便。希望这些内容可以帮你更好地理解学者的理论，在之后专题整理中，让你真正做到让理论“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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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梁鸿.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7.
[8] 孙大林.通往理解之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研究[D].兰州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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