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阅刊”并设为星标！每天都收到我们的文章。
程 翔（北京101中学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全国著名特级教师）语文课本里有许多著名作家的名篇，这让文学与学生们的作文训练发生了天然的联系。而每年的高考作文，都会引起全民热议。高考作文起源于何时？新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作文题目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国外的高考作文跟我们有何不同？2023年的高考作文会是什么题目？本期“非常观察”栏目由《中华读书报》资深记者舒晋瑜女士主持并且邀请相关人士，就上述话题展开探讨。舒晋瑜：还记得您当年参加高考时的作文题目吗？您得了多少分？陈建功：我参加的是1977年恢复的全国高考。那时我已经在京西煤矿做工近十年，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发表过小说、散文和诗歌，故此正意气风发，立志当一个“工人作家”。参加高考，初始并不情愿，是母亲逼的，她认定“五世业儒书有种”，读大学是必须的。几十年后写散文回忆这一段，感叹：“妈妈的啰嗦，真是‘伟大的啰嗦’！”那次高考的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按照“时代变迁”和“文化变革”的要求，这应该是一个好题目。可我更喜欢那个“我”字，我以为它突出了“我”，也逼着你的文章得告别“假大空”。你得言之有物，真情实感。而我，审题时似乎没注意这点，虽不至于跑题，还是端出了给报社写稿的“架势”，用今天的说法，有点儿“装”。这当然怨不得别人，只能怨自己沉迷于“时文”过深，难逃睿智的阅卷老师法眼罢了。我相信，这就是我在高考诸科中，语文得分最低，而语文中，又是作文得分最低的原因。考取北大后，结识了一个朋友，说他的夫人那时恰恰在门头沟区招生办工作，谢冕老师是北大中文系派来录取新生的老师，看到我的语文得分，很奇怪，说这个考生都发表小说、散文了，怎么会作文的分数最低？据说谢老师还要求招生办找出我的试卷给他看，或许是认为我虽然有点儿“装”，却还过得去吧。所幸“临来抱佛脚”的各科，似乎都是90 分以上，才没和北大的文学专业失之交臂。估计谢冕老师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没把我这尴尬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即使大学毕业后和他一起说笑，竟也只字不提。而于我，“教训”倒是深刻的。对现在的考生来说，或许，我之尴尬也有一点启发。就是说你高考也好，平时也罢，写文章时别“端着”，端着架势是写不出好文章的。当然，某一篇写得不好，甚至高考的那一篇也没写成功，也大可不必一蹶不振。我的女儿参加高考的题目，我在她考完后，当然是问过的，现在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季栋梁：我是1980年参加的高考，那年的作文是一篇材料作文，写读后感，“读《画蛋》有感”。所给材料到现在还记得：达·芬奇（公元1452-1519年）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一位卓越画家。他从小爱好绘画，父亲送他到当时意大利的名城佛罗伦萨，拜名画家佛罗基奥为师，老师不是先教他创作什么作品，而是要他从画蛋入手。他画了一个又一个，足足画了十几天。尤其是老师见他有些不耐烦了，对他说：“要知道，一千个蛋当中从来没有两个是形状完全相同的；即使是同一个蛋，只要变换一下角度去看，形状也就不同了。”时间过去了40多年，这经典名句还记得一字不差。看看高考作文的发展历程，“读《画蛋》有感”开启了材料类作文的先河，至今是高考作文的主要模式。考分没见到，也不知晓，因为那时候考试就一个总分，又生活在乡下，想查还不知道去哪里查。石一枫：好像是“战胜脆弱”什么的，有点儿像从《读者》杂志里扒下来的题目。得了多少分没印象了，反正语文总分也就那么回事儿，比外地同学低多了。肖 鹰：我是1980年参加高考。记得作文题目是材料作文“读《画蛋》有感”。不记得作文得分多少。我的语文考分是72/100。我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考试后她询问作文怎么写的，我向她讲了大概写法和内容。她判断我写偏题了，因此我的作文分数应该偏低。我是当年云南省两位并列文科高考状元之一。我的数学考分是96/100。数学帮我提分，而语文则给拉了分。马瑞芳：我是1960年参加高考的，当时刚刚经过了大跃进，我们的考题是大跃进中的新事物。我记得我写了“大炼钢铁”和城市人民公社的事，得了多少分，不知道。我是第二志愿被山东大学中文系录取的。李 岩：我高考那年的作文题目是《尝试》，具体要求不记得了。高考成绩出来后，我根据总分和前边客观题的估分推算了一下，应该算一类吧。程 翔：我是1980年参加高考，那年的高考作文题是“读《画蛋》有感”。我的作文得分多少不知道，语文满分100分，我得了79分。那时候高考文科生的录取率很低，大概在2%。黄玉峰：我是1965年参加高考的，这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届，作文好像是两个题目，我写的是《给越南南方人民的一封信》，似乎是得了93分。因为当时流行一本书，叫《南方来信》，我看过，很有些想法，记得当时我一口气写了差不多两千字。舒晋瑜：在此之后，您印象最深的高考作文是什么？为什么印象深刻？陈建功：和这话题有关的，倒有一个小学和初中的应试故事可以说说。我也没想到自己这一辈子会以写作为业。品性的不安分倒是早早就有了。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布置作文，题目是《祖国十年我十岁》，后来才知道这是国庆十周年儿童朗诵诗里的一句，几十年后才看到有人质疑，说连上后半句“一同诞生一起长”，就看出可笑来了，中国历史至少也得说几千年了吧？1959年，你说“新中国十年我十岁”还差不多。那时我还真没有这个水平去质疑，只是觉得这作文难写，因为我猜得到别人写的是什么。我得偷个懒儿，还得出点彩儿，这念头忽然而至。因此老师在我奉上的那首诗后面批示“偷懒！”一点儿也没冤枉我。你想本应不少于800字的散文，被我写成了十几行的诗歌，这不明摆着找挨骂？可我妈妈却大加赞赏。妈妈也是老师，而且还是中学的老师。她说你不是偷懒，你是出新！天呐，至今我也没想明白是不是她“护犊子”，但这鼓励似乎让我受用终生。又过了几年我初中毕业，考高中的作文题是《我为什么要考高中》。“出新”的激情又一次燃起，我把这作文写成了“书信体”，向“爸爸妈妈”陈述我“为什么要考高中”。那次妈妈是北大附中派出的阅卷老师，全海淀区各学校的考卷，全部集中，糊名密封，把各校派出的老师集中到一起判分。阅卷归来，妈妈大赞说有个考生何等聪明，把作文写成了书信体。她由此借题发挥，说我的作文总是“太老实”，“看看人家的孩子看看人家的孩子”！我敢保证我母亲那时真是这么说的，比当下妈妈们的口头禅早了一个甲子。等她抱怨完了，我几乎有些恶作剧地告诉她，那个被你们夸赞并予加分的“鬼码崽儿”，就是我呀。我曾在一篇散文里记叙了这个故事，我写道：“为了这个‘杨朔式’的结尾，我的下巴整整扬了一个夏天！”说起初中考高中的作文，或许潜意识里是在为我那“战斗的一年”找回一点面子，但我更想说，不管是什么时候，应试固然重要，把文章写得开心或许更重要。季栋梁：2001年，高考作文设定的主题是“诚信”，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主题，却产生了一篇满分作文：《赤兔之死》。关于赤兔，关羽死后，其结局只有寥寥数语，简要得不能再简要了，正因为简要，给予了考生充分发展想象的广阔空间。此考生写《赤兔之死》，无疑是对被禁锢的想象力的一次放飞。2012年广东高考作文题给了关于“如果可以选择出生的时代和地点”的材料，“自选角度，自拟标题，自定文体”，此要求即无要求，这给了学生极度自由发挥的空间。2018年，高考全国Ⅰ卷作文题是“将自己写的信放进时光胶囊，送给2035年的18岁的高考学子”，这一带有穿越的命题可以让考生自由发挥放飞想象。这作文之所以印象最深刻，是因为总觉得恢复高考以来作文命题从材料到体裁给予考生非常窄狭的想象与思考的空间，甚至缺乏自由发挥。有些命题一看，在给予了你表达主题的同时也给予了你结论。毕竟高考作文要占60分，以社会热点事件为材料，议论性较强，要求比较多，倘若充分自由发挥，一旦偏题跑题，打击会是致使性的。石一枫：没有什么太过的，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年年都有讨论，还老组织作家写作文什么的，弄得跟教育界的春晚似的。肖 鹰：我印象深刻的是2010年北京市高考作文命题《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据媒体报道，2010年5月4日，时任总理温家宝到北大视察，在北大书画社，哲学系大二女生李丹琳书写“仰望星空”四个大字赠送温家宝。这四字正是温家宝一首诗的题目。温家宝则写下“脚踏实地”四个大字作回赠。“明媚的春光下，总理和学生互书的八个浓墨大字熠熠生辉，大家报以掌声。同学们知道，这八个字寄托着总理对广大青年学子的殷殷期盼之情。”北京市一月后的高考题目《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显然是对该时政新闻的及时呼应。这个高考题目甫一问世，即成为当年高考季的热点话题，许多教育界与文化界名士纷纷参与讨论。当年马未都先生以此为题目，拟写了一篇约650字的“高考作文”。针对他的这篇“高考作文”，我则写了一篇《马未都写的也是大话作文》的评论发表于《新京报》（2010年6月10日）。因为其社会反响和我个人参与，所以对这个高考题目印象深刻。马瑞芳：1978年我回到山东大学，开头几年都要参加高考阅卷，第一年是看古汉语，我印象中，大部分考生的古汉语都是0分。第二第三年，因为我的散文被《新华月报》转载，我被称为所谓“散文家”，就派我看作文。什么考题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有件事印象特别深刻：阅卷规定：凡是考生把答卷写在草稿纸上的，一律不给分。我看到一个考生的作文，写得非常好，但可能因为时间受限，它是写在草稿纸上的，我又看了看这个考生的常识题，几乎是满分！好学生不能埋没！我拿了考卷去问阅卷组长，回答是：没办法，0分！我气呼呼回来，想：什么规定！这么好的作文给0分？忽然，看到一瓶胶水，灵机一动，把草稿纸“啪”地贴到试卷上，然后标上“38分”（也可能是36分，记不太清了，满分40）。这个考生冥冥中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在他的人生中，还有这样的事。李 岩：上大学和读研那几年，没怎么高考。毕业后，由于工作原因和个人兴趣，我和语文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联系比较多，个人也参与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对高考作文也就比较。十几年来给我留下印象的作文题目不少，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 2010年全国Ⅰ卷的作文：请考生根据漫画《有鱼吃还捉老鼠？》来写一篇文章，这个题目之所以印象深，是我发现考试中心发表的试题评析中给出的评阅建议，和某省教研员阅卷后所写的评分标准之间，落差很明显。具体情况这里不展开，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希望大家在讨论高考作文时注意到，命题只是一方面，阅卷以及作文题目公布后的各种分析，都会对一线教师和学生产生影响。另一个是2015年全国I卷高考作文题：“女儿举报爸爸高速路上开车打电话”。这个题目让任务驱动型写作进入了大家的视野。与传统材料作文不同，任务驱动型写作具有明确的指令，要求考生必须完成规定性动作，从而更接近“真实写作”，也能有效避免虚构，是一种很好的探索。但这几年，在中学实际教学过程中，“任务型写作”训练有点跑偏了。程 翔：1979年的高考作文题是将《第二次考试》改写为《陈伊玲的故事》，把次要人物改成主要人物。这个题目比较公平，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是真正考查写作的能力和素养，能考查出学生写作水平的高下。1991年的作文题是从“近墨者黑”和“近墨者未必黑”选定一方，写一篇辩论稿。不管选哪个，对学生思辨力都是很好的考查。“近墨者黑”是普遍现象，但不排除特殊现象：近墨者未必黑，要学会辩证地看问题，不能以偏概全。一、仔细观察下面这幅漫画，写一段说明性文字，向没有看过这幅画的人介绍画面内容，字数在300字以内。不要写成诗歌或抒情散文。二、根据上面这幅漫画的内容，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字数在800字以内。不要写成诗歌或抒情散文。1977年恢复高考，作文题先是命题作文，接着有改写、缩写、写读后感，是有一定变化的。到1982年又回到了命题作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显得很沉闷，且有道德说教之嫌。1983年突然来了一张漫画，让人大开眼界，所以印象很深。舒晋瑜：高考作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变迁和文化变革，在您看来，恢复高考之后至今，我们的高考作文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变革？季栋梁：高考作文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和文化演变，社会、时代热点话题频繁出现在作文题中，看看历年高考作文命题，历史脉络是清晰的，重大事件都有涉猎。比如环保问题，1981年“《毁树容易种树难》读后感”等；如1985年要求考生给《光明日报》写信反映环境污染等，1986年以“树木森林气候”为主题，谈谈自己的看法……比如聚焦社会、时代热点方面，2008年全国Ⅰ卷是一段汶川特大地震的文字材料；2017年全国Ⅰ卷材料是据近期一项对来华留学生的调查，他们较为的“中国关键词”有：一带一路、大熊猫、广场舞、中华美食、长城、共享单车、京剧、空气污染、美丽乡村、食品安全、高铁、移动支付；2018年全国Ⅲ卷材料作文：围绕以下三个标语写作，1981年深圳特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2005年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7年雄安“走好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2019年全国Ⅱ卷作文题目所给的材料很好地将1919“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1979改革开放大潮、2019社会主义新时代、2049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百年目标”衔接在一起，文体分别为演讲稿、家书、观后感、给同学的信及功勋慰问信……考生要想写好作文，必须了解祖国的历史时代、发展历程。石一枫：肯定是反映了时代气息的变化吧，比如更早有一年叫《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就是预设人人都在战斗。后来比较多地偏向人生感悟、生活哲理什么的，设计的内容从公共化转向个人化。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高考作文肯定反映了主流价值观的变化。肖 鹰：我对40余年来的高考作文题目，没有持续和系统研究，但是，粗略感觉是题目的设计和选择的主旨导向是在时政教化和文化教养两个方向之间摆动，而近10余年来的总趋向偏重于时政教化，说得直白一点，作文题目越来越像政治大题作文。在高考题目设计中，语文考题偏向时政题材，自然有利于引导考生时政，当下社会动态，但是也可能造成考生因为过度集中于时政题材，而偏废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事物。教育的总目标是对一个健全的、社会的“人”的全面培养。语文教育，集中于作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应该立足于培养学生具有更广泛的人生社会的观察、思考和表达能力。程 翔：高考作文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最突出的是原来的政治色彩比较浓，比如1961年的高考作文题是《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后》。改革开放以后就没有类似的题目了，因为语文是独立的学科，应回归到语文本身。这是非常大的变化。现在高考作文密切结合时代特点，现实，是文化变革的一个特点。另外，无论是直接命题还是提供情境的自命题，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注重考查学生的思辨能力。因为高考重在考查能力，写作能力是语文核心能力。国家提出培养学生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落实到写作上，就是对材料的辨析整合能力。高考作文命题应该尽量在写作内部进行考查，不要外溢。写作外部内容无边无际，不易把握。高考题目中也有简单的直接命题。1988年高考作文题目是《习惯》，习惯对人生的重要性。有考生把《习惯》写成了说明文，写得非常棒。1994年的作文题目是《尝试》，一考生写自己的早恋经历，引起了争议。有的阅卷老师认为思想不健康，有的阅卷老师认为是写人性，很可贵。我认为，从尝试的角度，考生写自己的真实经历也是允许的。这都属于直接命题，考生选择、发挥的空间大，写好就不容易了。2010年有一个直接命题《路径》，也和《习惯》《尝试》一样，发挥的空间很大。这些题目需要外部因素的支撑，和考生生活经历关系大，经历越丰富，越容易写好，偶然性就增大了。但对高中生来说，不可能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所以，改写、缩写是在写作内部进行考查，相比较而言更加公平些。写作像这种题目，需要有外部因素支撑。当然，高考作文不能完全避开偶然性，但要尽可能降低偶然性带来的不均衡。1984年，“谈谈写作教学方面的问题”（因为当时对写作与作文批改存在很大困惑）。1985年，“知足常乐与不知足常乐”（开始引导辩证思维，社会上有一种不满足的思潮）；1986年，“2000年回母校”（命题人模仿1932年陈寅恪出的题目“梦游清华园”）；1987年，“有感于五十年前的今天”（正好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1989年，“中学生活的回顾与思考”（与1986年相似）；1992年，“仰望星空”（都指向了跨越时间、空间这样比较“虚”的主题）。1993年，由“虚”入“实”，开始自己和周边人的实际生活了：1993年，“机遇”（正是改开初期，充满了机遇）；1994年，“父辈”（循着去年的两个字作文，父辈大多是老三届）；1995年，“责任”（还是循着前两年的两个字作文，从父辈到我们的责任）；1996年，“我的财富”（本来题目是“财富”，有人提出要范围小一点，加了“我的”）；1997年，“我看课外阅读”（循着“我的”写自己的课外阅读，当时的阅读很少，问题严重。如此，在连续几年聚焦在“我”的生活上之后，接着又开始转移到“社会”上来）；1998年，要求对日本电影《自尊》表达观点，进行驳斥。（这道题出得很糟，几乎没人看过这部电影，只是在报上读过一条消息）；2000年，“给2010年‘世博会’拟一条主题词”；2001年，“文化遗产走到这里”（关心社会的题目似乎出完了,又回到抽象的路线上来）；2002年,“面向大海”（和十年前的“仰望星空”似曾相识，从此又再度脱“实”入“虚”）；2003年，“杂”（这是一个变化,一个字的作文题目）；2004年，“忙”（没人能料到一个字的作文题目连出两年，但仍是命题作文）。2005年，“流行文化”（和1997年的“我看课外阅读”极相似）。2010年，“丹麦人钓鱼”（眼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2011年，“会过去的和不会过去的”（事物的变与不变）；2012年稍稍变了一下，虽是材料作文，却等于是命题作文“微光”，或者说是“自己的微光与将来的发光”；作文题的变化，大致有三个因素：一个是与大环境有关，一个是与出题人的思路有关，还有一个是与前几年的作文题目有关，一般出题人都有求稳心态。我们的高考，经历了从命题作文到材料作文、到辩证思考这样的变迁。总的来说，是不愿变，以致思维的僵化，套文仿文大泛滥。陈维贤：改革开放以来，高考作文命题与时俱进，与时代共振，与40年改革开放所伴随的时代主潮相呼应，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第一阶段：1977年—2002年，探索期高考作文。从各省自主命题到语文教学“双基”要求下的全国卷命题，高考作文伴随着语文教学改革一直走在探索的路上。2003年，《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取代教学大纲，高考大纲和课程标准对命题产生影响。但高考命题以考试大纲为主，并没有随之而发生根本的变化，作文仍以话题作文为主，一直到2006年。从写作形式上看，有缩写、扩写、读后感、书信、辩论会发言稿、大小作文结合等多种文体形式的探索。大小作文组合命题中，小作文有描写片段写作、说明性文字写作等，大作文一般文体不限，往往适合写作议论文或限定为议论文（有几年限定记叙文）。由无明显特征的探索慢慢形成了命题作文、材料作文和话题作文等作文基本形式，最终演变成以话题作文为主的命题格局。第二阶段：2003年—2014年，新课改高考作文。2003年《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颁布、全国卷（大纲卷、课标卷）和分省命题相结合标志着高考命题进入新课改时期。受课程改革的影响，作文命题呈现出新特点。从命题形式看，以话题作文和新材料作文为主。尽管话题作文延续了三年，但和2003年前“话题作文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相比，关系型话题作文出现，内在要求紧缩，注重思维能力考查。第三阶段：2015年—2020年，新时代高考作文，全国卷为主。新时代高考作文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完全都是材料作文，即新材料作文和任务型材料作文并存。内涵上时代意义显豁。总之，从形式看，“命题作文—材料作文—话题作文—新材料作文—情境任务驱动材料作文”的形式转换，从限制到自由再到功能性写作变化明显。从内涵上看，“政治—社会—道德—思辨—核心价值观”的变迁趋从考查能力点上看，由注重单纯的写作能力转向思想认知、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等素养型转变。文章转自：江南杂志社
本文系转载，原作者：告知帮您署
更多资源请加入语文精品资源共享QQ群：257017198 ②14648143③1130949986④1131110449（不必重复加）
本文由语文阅刊(yuwenyuekan) 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
致原创作者:若因第三方原因,无意中侵犯了您原创版权,请联系,马上删除!谢谢!
投稿:120156131@qq.com,注明“原创” 商务合作 QQ120156131
初中试题库大(stkuda)
小学试题作文(shitizuo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