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自《列子·汤问》的著名课文《两小儿辩日》中，两个孩子向大知识分子孔夫子发问：究竟是日出时太阳离我们更近，还是日中时更近。面对这个穿越两千年的科学问题，孔子自然是支吾不清，难以给出结论。对于孩子而言，这是一种来自于天性的对于大自然的好奇心，对于伦理学大师孔子而言，这是超越伦理范畴的知识问题。因此有人说孩子喜欢发问，而成年人则更加看重结论。

似乎确实如此。《论语·先进》中子路问孔子关于鬼神的事情，孔子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再问关于人死后的事情，孔子又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子路是孔门弟子中的“好问宝宝”，但是老师孔丘对于这样的问题很明显不感兴趣。子路所问，正代表了人类童年的关于人生、世界和宇宙诸多问题的好奇心。而孔子所答则显示出成年人世界更加执着于解决人间社会的现实问题，孔子需要的是一套关于家国治理的伦理结论。因此，孔子堵住子路爱问的嘴巴，并不代表孔子不喜欢发问。他是入太庙每事问，可见夫子对于所有伦理学问题充满求知欲望。

一些人对于这种过于看重结论而压抑好问精神的现象持有批评态度，比如当下的教育模式，过度看重确定性结论，不管文理科，都在诱导学生追逐答案，而非激发好奇心和求知欲。对此我倒是认为：“结论”向，赋予发问以具有目的意义的价值。发问可以是为了一个确定的结论，也可以是为了一个求得结论的可能性。总之，绝大多数发问都是指向结论的。从发出问题到求得结论，这几乎可以看作是发问者的使命和宿命。问题其实出在对于“看重结论”的操作上。当人们亟需解决问题的时候，马上给出结论，告知如何去做。就好比刘邦临终，吕后问萧何的继任者，刘邦立刻给开列出名单，而不是故意卖关子“你再想想”“你猜猜看”。但如果是为了思维品质和理性训练的目的，“看重结论”则应当是“看重”走向“结论”的过程。所以，如果孩子面对问题直接翻看答案，教育者就失败了；如果孩子手边放着答案，但是仍旧冥思苦想，不断求解，教育者则成功了。这才是正确的“结论”向。发问，让求索者走在通往结论的路上，前景未必光明，路上到处荆棘，但是一往无前地走去，便是目的。

发问者对于确定性结论的操之过急的渴求，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困扰。荷兰布尔哈夫科学博物墙上刷着纪念广义相对论的壁画。上面是太阳引力造成光线弯曲的示意图，图下面则是广义相对论场方程。在这个方程里，爱因斯坦加入了叫做“宇宙常数”的项。原因是爱因斯坦对于宇宙早有定见：宇宙是平直和静态的。如果没有这个常数项，宇宙则是膨胀的，这与爱因斯坦的宇宙观冲突，于是他就引入了被人称为“无中生有”的这个“宇宙常数项”。然而不久之后的科学家们证明宇宙的确是膨胀的，据说这令爱因斯坦非常懊恼，觉得自己加入这个常数项是一个错误。这件事告诉我们，对于确定性结论的执念或者坚守，对于科学研究以及各个领域的探索工作具有一定的损害。因而人类历史上常常可以看见，保守顽固的前辈们狠狠打压好奇求知的新锐，什么时候这些好问的新锐赢了，什么时候人类就会前进几步。

当然还有不少发问，其本身就是“问题向”的，基本不指向确定性的结论。比如李约瑟之问，中国在宋朝的时候，科技水平领先，可是后来却远远落后。再比如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两个问题具有共性：问题本身指向确定的事实，但是结论很难得出，发问者的意图不在于要求听众马上给出结论，而是要求听众一起思考这个问题本身。它首先展现的是发问者的“忧患意识”，忧虑的发问者通过这样“无解”问题引发听者的“问题意识”。屈原的《天问》就是“天问”，所有一百多个问题都不会得到圆满的解答，但是他的每一个问题却能够激发读者去深思，去探求，去感伤，去慨叹。这些问题，没有结论，但是它们却有一些结果。因而，这些问题好比灯塔，照射人的心灵，指引人们往前走。

晋元帝司马睿向儿子——未来的晋明帝司马绍发问：长安远，还是太阳远。司马绍语惊四座：太阳近，长安远！理由是“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这远非一个科学性的结论，但却足以令人潸然泪下。优秀的发问者和优秀的解答者就是如此，问题与结论几乎都变成了灯塔，都在引领人们踏上智识与心灵的道路，来一场未必能够到达目的地的旅行，但至少，在这条路上，总有灯塔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