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对于我们来说，是改变命运的一年。

忘不了那个月色朦胧的夜晚，露天电影放映的是戏曲片《野猪林》，隐约听到有人说街上红榜出来了。我悄悄地离开人群，跑到沙河子街道。月色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高高地排在最前边。

忘不了那个暖融融的下午，我正和生产队的社员们一块在村边的地里挖洋芋，邮递员送来了印着西北大学落款的信件。那是我报考的第一志愿。

忘不了1978年10月5日那一天，我背着简单的行李走进了西北大学的西大门，找到中文系办公楼。就这样，我作为商洛考入西大中文系的两名学生之一，最早来到了迫切向往的神圣校园。

——摘自《命运的转折点》刘少鸿

1978年的高考时间好像是7月20、21、22日三天。那几天，每天早上，让刚结婚不到半年的妻子煮一碗摊饼(不用油烙成的薄饼，切成细条加水煮熟，放点白糖)，吃过饭后骑自行车到距家约7千米的汉中县城三中考场参加考试。每天上午8点至10点一场，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一场。每天上午考完，便到三中校门附近的高家巷口甜食店喝碗醪糟，吃块饼子。第一天中午回到三中校园树底下的石凳上躺了一会儿，第二天是在青年路小学一个亲戚那里歇息了一个来小时，随后进考场参加下午的考试。下午考完后又骑自行车回家。因每场考完自我感觉考得还可以，心情舒畅，便把自行车一放，到家门口的汉江里去游泳、洗澡。那时的汉江水非常清，水底是沙子，脚踩下去很舒服，游得很畅快。天黑之后回家，晚上美美睡一觉，第二天再骑车往返县城考场。

—— 摘自《难忘的1978》刘清河

在1978年全国第一次统一命题高考时，我之所以能以336.8分(语政、史地数5门课，每门课均为百分制，外语那年是参考分，未计人总分)的总成绩考上重点大学——西北大学，是因为数学和地理给我帮了大忙，数学考了63.8分,地理考了77分。我所在的雨金中学当年考上了30名大学生，其中本科27名,专科3名，成了全临潼县第一名并被县教育局授予了锦旗。我考了全校文科第一名，成为我们村(自然村)高考制度恢复后第一个大学生。我清楚地记得父亲从大队取回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中午，一进门就大声喊道:“计娃考上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后来在我的影响、带动下，我们村(自然村)这40年先后考上了30多名大学生，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学村。

回想起这段历史我深感，成功是以努力作为基础、以付出作为代价、以天时地利人和作为机缘的。努力、付出才有可能成功，而不努力、不付出，肯定不会成功。

——摘自《我的大学梦》马计生

刚入学分班，来自陕西不同市县的同学们组成了物理系82级甲班，为了纪念大家的相识和对未来的期盼，同学们在太白校区草坪合影留念。

四十年前的高考是在骄阳似火的七月进行的，参加完高考一个月左右收到了西北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个年代能被西北大学录取，我们深感荣幸。

带着青春的梦想和对知识的渴求，我踏入了文化积淀深厚的西北大学，开始了四年的学习生活。短短四年，母校给予我们坚实的数理基础、科学的思维方式、较强的动手能力，对此我们心存感恩！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看着母校不断发展壮大，我们倍感自豪，昔日的同学们在不同的岗位回馈着母校对我们的培养，为社会贡献着各自的力量。

1983年的7月7日、8日、9日是我的高考日，那时候很少有哪个同学由家长陪送高考的。

然而我很幸运，在我高中学习期间，我的班主任——薛伟老师一直对我寄予厚望，在我高考三天里，薛老师陪伴我左右，每门功课考前考后，他都会骑着自行车来接送我，安排我吃饭休息，对我特别的照顾。

薛老师是我的数学老师，我高中学习偏科严重，那个年代有一句顺口溜：“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很可笑我好像被顺口溜邪中一样，数理化一直保持优良成绩，不管我是考完语文及英语后的沮丧还是考完数理化后的得意，薛老师都不会直接问我“考得咋样”，总是告诫我“考完一门就放下一门，抓紧时间备战下一门。”就这样我在恩师的教导下，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高考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现在虽然远离家乡，不能经常回去看望薛老师，但总是问候于日常！

我是2003年的高考毕业生，那年的高考是高考历史上不能绕过去的一年。

那一年高考第一次放在了六月份，那一年备考经历了非典疫情，那一年的理科数学据说非常难。

回想起来，那年的疫情并没有对我们产生太大的影响，只不过教室里多了消毒水的味道。那时候我们更在意的是能不能考上自己的心仪的大学。

决定报考西北大学的过程也是一段很浪漫的经历。等待填报志愿的日子了，有一天，我爸从西安办事回来，讲起他去了一所大学校园，里面有非常大的草坪，很多学生在那里学习。对于当时痴迷校园民谣的我来说，一瞬间就被击中了心房，白衣飘飘的学生和绿色的大草坪，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学校呀。所以，没有丝毫犹豫，西北大学就成了我的目标院校。

高考让我遇到了西大，百年西大给了我走入社会的底气。每每回忆起这段青春的经历，嘴角都会不自觉的上扬起来。

@张思

明天到教室就是新的故事了。

@赴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