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二舅，村子里曾经的天才少年；这是我的姥姥，一个每天都在跳popping的老太太。

他们在这个老屋生活，建它的时候还没美国。

二舅上小学是全校第一，上了初中还是全校第一。全市通考从农村一共收上去三份试卷，其中一份就是二舅的。有一天二舅发高烧请假回家，隔壁村的医生一天在他屁股上打了四针，二舅就成了残疾。

十几岁的二舅躺在床上，再也不想回到学校。老师们三次登门相劝，二舅闭着眼睛横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像一位断了腿的卧龙先生。

第一年二舅拒绝下床，他不知道从哪找到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疯狂地看了一年。

但二舅的腿不是伤了，而是废了，所以久病并不能成医。

于是第二年二舅扔掉了手册从床上爬了下来，呆坐在天井里观天，像一只大号的青蛙。

第三年二舅不看天了，看家里来的一个木匠干活，木匠干了三天走了。二舅跟姥爷说他看会了，求姥爷去铁匠铺给自己打做木工的工具。三年来二舅第一次走出了院门，去生产队给人做板凳，一天做两个，一个一毛钱，可以养活自己了。

如是几年，有一天二舅照常拄着拐来到生产队，队长告诉二舅：“以后不用来了，生产队没了。”

二舅问为什么，队长说：“改革开放了。”

于是二舅就开始改革开放，游走在镇上的各个村子给人做木工。有天在路上遇到了当年的那个医生，他跟二舅说，“要是在今天，我早被告倒了，得承包你一辈子。”二舅笑着骂他一句，一瘸一拐地又给人干活去了。

后来不知道什么手续上的原因，二舅的残疾证怎么都办不下来，他很失望，居然拄着拐辗转去了北京，他想去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说要去看看他。

二舅说改革开放很好，他也好，为什么呢？二舅说：“他公平。”

很快二舅的兜里就没剩几个钱了，他的一个堂弟在北京当兵，二舅作为军人家属住进了部队，没想到居然混得风生水起。因为二舅不爱搭讪交际，只爱干活，他不知道从哪借到了木工工具，在那个部队条件还很艰苦的年代，给士兵们默默地做了很多的柜子和桌子。哪个士兵会不喜欢这样的homie呢？

有一天二舅的堂弟去澡堂，看见一个老头和二舅正坐在一块泡澡，二舅的堂弟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那个老头是他只见过几次的一位首长，此刻正蹲在池子里给二舅搓背。

后来二舅回到村里，大家都问北京怎么样，二舅说：“北京人搓背搓得很好。”

到了两个妹妹出嫁的年纪，二舅心里很不舍，二舅有自己的表达。大姨和我妈结婚时的所有家具，每一张图纸，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玻璃，每一根装饰条，每一个螺丝，每一遍漆，都是二舅一个人完成的。

你能想象在80年代，一个山村的女孩子结婚的时候，能拥有这样的一套家具是多么梦幻的事情吗？

姥姥家这么穷，妹妹出嫁有这么一套家具，婆家也会高看一眼，也许就会更好地待自己的妹妹。你可能说我在吹牛，因为这是“上海牌”的家具。但你忘了这是我的二舅，二舅总有办法，什么牌子他都能给你贴上，你还要什么牌子？他还有天津牌、北京牌、香港牌，超豪华ok？

再后来年轻的二舅领养了刚出生的宁宁，二舅拼命地在周边做工赚钱，大部分时间都把宁宁寄养在了大姨家里，很少陪伴她。

宁宁小时候经常被人在背后议论不懂礼貌，一个被抛弃了两次的小孩，对这个世界还能有什么礼貌呢？

十年前宁宁和男朋友结婚了，20万出头的县城房子，二舅出了十几万，真不敢想象他是怎么攒下来的。

二舅掏光了半辈子积蓄给宁宁买了房子，却开心得要死，这就是中国式的家长，中国式的可敬又可怜的家长，卑微的伟大着。

二舅在30岁出头的时候，迎来了说媒的高峰期，但二舅跟我说，他一直觉得他这辈子只能顾得住自己，顾不住别人了，所以从来没有动过这方面的心思。

二舅说谎了，当时有一个隔壁村的女人，有老公还有两个孩子。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契机，二人的关系突然变得非常的熟络，并很快变得过于熟络。她经常来二舅家串门，二舅也经常去找她，即便是她老公在的时候。

两个孩子也很喜欢二舅，再后来，她开始作为二舅家的正式一员，出席家族的一切红白喜事，并对二舅体贴入微，把他乱糟糟的小屋收拾得井井有条。二舅做工回来能吃上一碗热饭，顺手把今天结的钱递给她。

就这样好多年过去了，她却并没有离婚，二舅的四个兄妹从一开始的全力支持，转而怀疑这个女人只是图二舅的那一点钱而强烈反对。

而还在上小学的宁宁则喊那个女人“老狐狸”，喊自己班里的她的女儿“小狐狸”，老实的二舅进退失据，不知所措。

再后来这个女人和她的丈夫死在了外地的一个工棚，煤气中毒，二舅也终生未婚。这段感情的细节我理解不了，大姨也都记不清了，二舅则是不愿意讲。

这到底算怎么一回事呢？既不是今日时兴的仙人跳，也不是那个年月的拉帮套。那时候爱情来过没有呢？

几十年过去了，故人故事无疾而终，到现在什么也没剩下，只剩了一笔烂账，烂在了二舅一个人的心里。流了血，又长了痂，不能撕，一撕就会带下皮肉。

就这样又过去了三十年，乏善可陈。是的，普通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普通到不快进一万倍都没法看的。转眼姥姥已经八十八岁了。

现在农村的人工成本也越来越高，二舅正是挣钱的好时候。他很想为自己多挣一点养老钱，将来就不用拖累宁宁。

但是姥姥现在的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也不是很想活了，有一次甚至已经把绳子挂到了门框上。中国人老说“生老病死”，生死之间何苦还要再隔上个“老病”呢？

这可不是上天的不仁，而是怜悯。不然我们每个人都在七八十岁，却还康健力壮之年去世，那对这个世界该有多么的留恋呢？那不是更加的痛苦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老病”是“生死”之间的必要演习。

所以在几年前二舅出门的时候，就开始把姥姥放到车上。去别人家做木工活的时候，就把姥姥放到身边的小板凳上。

66岁老汉随身携带88岁老母，这个6688组合简直是酷得要死。

这几年二舅木工活也不做了，全职照顾姥姥。早上给姥姥洗脸，晚上给姥姥洗脚，下午逼姥姥锻炼。

姥姥每走二十步就得坐下歇十秒，二舅每走二十步就会落后姥姥三米，赶上这三米正好需要十秒，接着走。

这么默契的走位配合，我上一次见到还是在乔丹和皮蓬身上。乔丹喜欢给皮蓬送超跑，二舅喜欢给姥姥拽面条，再浇上点西红柿炒鸡蛋。嗯，好吃的。

二舅从小对宁宁没有什么教育可言，今天的宁宁却成为了村里最孝顺的孩子。可见让小孩将来孝顺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默默地孝顺自己的父母。小孩是小，不是瞎。

其实很难把二舅定义为一个木匠。我在家这三天的时间里，他给村里人修好了一个插线板、一个燃气灶、一盏床头灯、一辆玩具车、一个镢头、一个洗衣机、一个水龙头。

回来的路上被另一个婶子拦住，修好了她家的门锁。还没进家门，又被另一个老头叫到家里，说电磁炉坏了。二舅到他家发现，是他的插线板的电源忘了打开。可怜的老头。回到家又修好了一个奶奶的老人机和收音机。

姥姥有胃病，他就给姥姥针灸。人家嫌门楼上光秃秃的木头不好看，二舅就自己设计好了，给人画上去。山顶修了座庙，所有的龙都是二舅雕的。

村里没有神婆，二舅就成了算命师。当然了，签子是自己做的，竹筒是自己做的，本子是自己做的，卦是自己抄来的。

他甚至有一天突发奇想，要做一把二胡。木头做胡身，电话线铜芯做弦，竹子做弓杆，钓鱼线做弓毛。我们这没有蟒蛇，他就上山抓了几条双斑锦拼成一张琴皮。你看，二舅总有办法。

很想给你们看看那把有模有样的二胡，可惜十几年前姥姥让我的傻子弟弟拿二胡当锄头玩，给玩坏了。

这个村子里有的一切农具、家具、电器、车辆，二舅不会修的只有三样：智能手机、汽车和电脑。因为这些东西二舅也没有。不过现在智能手机也有了，宁宁买的，等他拆上几次也就会修了。

夜深了，二舅家的灯还亮着，又给谁家修东西了。

听见锣声和鞭炮声了吗？不是村里有人结婚，而是年轻人都走了之后，野猪回来了，吓唬野猪呢。

村里就剩下几百个老头老太太了。如果有什么东西坏了，送维修店去修，先别说得花钱，如果到镇上是30里山路，如果坐客车去县城，下了车他们是连北都找不到的。

二舅总说他能顾得住自己就不错了，他其实顾住了整个村子。村里人都开玩笑叫他歪子，但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我们爱这个歪子， 我们离不开这个歪子。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二舅正是十八九岁。如果不是当年发烧后的那四针，二舅可能已经考上了大学，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单位分的房子、国家发的退休金，悠游自适，颐养天年。隔壁村一个老头就是这样嘛，当年学习还没二舅好呢。如果是这样，那该有多好啊。二舅一定会成为汪曾祺笔下，父亲汪菊生那样充满闲情野趣的老顽童。

看着眼前的二舅，总让我想起电影《棋王》里的台词：“他这种奇才啊，只不过是生不逢时。他应该受国家的栽培，名扬天下才对，不应该弄到这么落魄可怜。”

太遗憾了，真的是太遗憾了。

我问二舅有没有这么想过，他说从来没有。这样的心态让二舅成为了村里第二快乐的人。第一快乐的人是刚刚，我们村的“树先生”。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第一快乐的人是不需要对别人负责的人，第二快乐的人就是从不回头看的人。

遗憾谁没有呢？人往往都是快死的时候才发现，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一直在遗憾过去的遗憾。遗憾在电影里是主角崛起的前戏，在生活里是让人沉沦的毒药。

我北漂九年，也曾有幸相识过几位人中龙风，反倒是从二舅这里让我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所有的平凡、美好与强悍。

都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胡一把好牌，而是打好一把烂牌。二舅这把烂牌打得是真好，他在挣扎与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庄敬自强，令我心生敬意。

我四肢健全，上过大学，又生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我理应度过一个比二舅更为饱满的人生。

今天二舅还在走着自己的人生路，这条长长的路最终会通往何处呢？

二舅的床下有一个几十年前的笔记本，笔记本的第一页是他摘抄的一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是的，这条人生路最后通向的一定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