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数学工作室

阅刊笔记

第十九期

我感兴趣的观点

1.我可以还你一个怎样的孩子？我要还你一个身心健康、品行端正、对学习充满兴趣的孩子。

2.曾经代表县域教育高地的县级中学，如今遇到了很多困难，生源在流失、教师被挖走、基础条件相对薄弱、质量有待提高……

3.未来，不仅传统教育下的学生可能会找不到工作，而且采用传统教育方式的教师也可能失业。

4.如今，我们处于信息革命之中，早就摆脱了信息的匮乏。过剩的信息无处不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多数信息都是噪声，甚至可以说是毫无用处的垃圾，它们不仅浪费我们的时间，还会让我们一不小心中了圈套。

5.人的思维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培养理性的学科是科学，而感性思维的形成则是艺术教育的本质。人要拥有体验幸福的能力，靠的是感性思维。如果社会只重视理性思维的学科，而使孩子错过感性思维发展、审美品位提升的最佳时期，那将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6.用手机学习，到底是“学会”了，还是“学废”了？

7.传统的日本社会，是一个两性完全分工的社会，女性全身心照顾家庭生活，而男性全身心挣钱工作。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把工作与生活分开不同，日本传统男性的眼里没有“生活”的空间，最多是休息一下，而休息则是为更好的工作而已。“工作，拼命地工作”就是充斥日本男人整个生命的唯一选择。

8.今日之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就是当年金陵女子大学的旧址。“男有蔡元培，女有吴贻芳”，中国第一届女大学生吴贻芳博士在此担任校长23年（1928-1951），她大概是中国大学史上任期最长的大学校长了。在吴贻芳执管金女大的23年间，她以独特的育人方式 和高质量的育人成果，将一个教会女子大学办成了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一流女子大学，其中之艰难曲折非常人所能想象。“金陵桃李晚来香。”这是吴贻芳的自我写照——历尽劫波，初心未改，“贻”泽金陵，她为中国女子教育献出了毕生精力。

9.新加坡教改：取消中学分流，人才保底不封顶。

10.养育孩子，要坚持长期主义。

11.当我们在网络上遇到自己的价值观和别人的不一样时，我们应该怎么办?除了尽量保持心灵开放、尽量去理解他人外，永远不要口出恶言，不要恶语伤人。不要过多地去和别人争论,因为你可能永远也说服不了对方，我们没有必要卷入那些无谓的争论。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追求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

现在的双减和中考的普职分流是我国教育制度的两面：一方面教育要普及，教育要公平，教育要均衡；而另一方面社会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和一线劳动者，并不需要懂微积分和金融经济的高级知识分子。

“双减”之后的变化，中考试题的难度大大地降低了，这就意味着今年中考成绩比去年大幅度的提升。全国各地都是如此，水涨船高。下面是武汉市市级示范高中2021年和2022年投档线:

华师一附中今天投档线历史性地突破到了501分，与满分550只差49分。七门功课只能错49分，这是不是有些突破了我的想象力？

与之相反的是今年高考试题，特别是数学的难度大大地增加了，分数普遍比去年降低了许多。下面是2022年和2021年的一分一段表:

同样600分，2021年排名在一万六千多名，而今年则可以到八千多名。

今年有网友评论：“中考简单到发指，高考难到崩溃”这一易一难，一正一反，说明了什么？

中考变简单，留给孩子发展身心的时间更多，到了高考开始“收紧袋口”，形成了“宽进严出”的格局，这也更符合孩童身体、脑科学、心理发展规律。

中考变简单是符合“双减”精神的。随着中考难度降低，考试的侧重点就从难度拼比，变为基础知识和细心程度的比拼。而在基础知识传授环节，绝大部分学校水平其实都是差不太多的。至于细心程度，这个全凭学生个人天性和学习习惯。这样就极大程度的削弱了优质教育资源对学生中考成绩的影响。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高中学校各梯队的固化藩篱；弱化了社会对少数高中名校的执念。中考的难度降低，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固化现状。中考难度降维，使得考试成绩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原有难度比拼模式下，可以进示范名校的顶级学霸，有可能会因为考试规则改变滑落到重点高中。而原先模式下差一点的，也有更大概率机会进入原有的重点高中甚至示范名校。让那些“细致又努力”的中上等娃，有了更多升入普高的机会。于是，有相当大一部分优质娃娃，中考也就差个几分，进入了普高，慢慢普高也起来了。这就直接缩小了名校和普高的鸿沟。教育均衡也就成为了可能。

打掉学区房的炒作，打掉课外无休止的培训，打掉名校名师的光环效应。

中考的实际分层，可能是头部一大堆，后面一大堆，中间小细腰。那就把头部都拉进高中。对于后面那些不用功、基础不牢，对学习丧失兴趣和信心的孩子进行“分流”，因材施教，换一个赛道，成为一个合格的技术工人和普通劳动者,满足大多数工厂对普通工人的实际需求,实现一枚“合格螺丝钉”的培养也照样能有幸福而完整的人生。

高考本身就具有选拔功能，题目的改变，会使得选拔出来的人才特质发生改变。考试难度的增加,说明靠单纯的机械记忆和大量刷题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的高考选拔的是掌握知识的宽度和深度的人,选的是具备灵活创新地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人。客观地说，能够将现有的知识举一反三，把难题做出来的学生，比靠大量刷题增加熟练度得高分的学生，应该更有培养的潜力。可以这样说，新高考不是更难了，而是考得更活、更广、更深了。这样才能在众多考生中，选拔出佼佼者，这不是将教育分等 ，而是公平竞争，能者上位。

新加坡的精英教育教育的核心就是让精英治国理政，作出重大决策；让精英创新突破，作出重大贡献。而我国的高考则朝着这个方向在发展。在中国发展的今天，被国外卡脖子的技术要想突破，需要的一定是具有创新型思维的高层次人才。而高考的选拔功能则可以承担部分的功能。

我们作为家长，作为老师怎么办？

死记硬背、填鸭式的学习方式已经不适用了，更加重视思维的品质，强调对知识本原的理解；

更加注重孩子自身思考、内驱力、学习力、素养等方面的培养；

未来的人才，一定是会思考、会学习、会灵活运用；

人文、历史、名著、时代等涉猎面极广的；

不偏科，提前找到优势学科，保持良好的心态......

帮孩子找准了学习和生活的方向、目标，认清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帮他开拓了眼界，找到适合的学习方法，未来的路，就交给孩子自己走。

父母和老师是领路人，最重要的还是孩子本身。相信，努力了，总会到达终点！

1.在省市县层级行政管理中，超级中学们可以全省或全市招生，借助其自身地理位置、教育资源等优势抢夺生源。个别公办名校办了民办学校，当地又给了特殊政策，可以跨区域招生，把县中的优质生源挖走了。生源流失，教师没有了成就感，也会慢慢流失。于是这种“抽水式”发展会让一个区域出现“大树周边难长小草”的畸形生态，让一些原本处于同一“教育海拔”的县级中学成为牺牲品。就会慢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2.新加坡经济奇迹的背后，实际上是教育奇迹。新加坡的教育水平非常高，他们的领导人说得很清楚，新加坡没有任何其他的资源，唯一可以利用的是人力资源，就是通过教育来发掘资源。那么小的一个国家，就有两所世界知名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的基础教育是非常亮眼的，像PISA测试，2015年的时候是世界第一，2018年世界第三，都在世界第一梯队。

在新加坡，教育的地位非常高，新加坡薪资最高的行业中，第一是教育工作者，第二是政府公务员，第三为金融从业者。

新加坡的基础教英教育而闻名，这个精英教育跟早期分流的制度密切结合，在亚洲国家中非常少见，它把筛选、培养少数精英作为基础教育系统最重要的目标。所以它的分流非常早，而且非常复杂。包括小学三年级毕业有一个考试叫小四分流，六年级毕业有一个会考叫小六会考，然后中二还有一个分流,到了中四以后有两次不同水准的英语考试。12年当中,一共有5次高利害性的分流选拔考试。

小学三年级以前是按照学生的语文程度分班的,但是小四分流分成三种。一种是1%的学生进入，他们叫英才班或天才班,剩下来的学生分别进入快班和慢班。1%是很小的一个范围,在整个新加坡每年就只有500个学生。进入初中以后分为快捷班、普通班和高才班。

这种早期分流的制度，在欧洲，像德国这样的德语系的国家，过去是比较时兴的。不过，早期分流有很严重的后果:一是导致学生在他的学习能力、人格发展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就被分类了,这会牺牲很多人才;二是会造成很大的所谓影响教育公平的问题。当按照某种特定的标准去选拔英才的时候,政策往往偏向于一些优势家庭，这个问题很难避免。

所以,进入2000年以来，新加坡的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改革早期分流的制度，200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改了好几轮了。

2004年，新加坡首先就小学教育改革,把快班和慢班的生源合并,只保留1%的英才;到了2008年的时候，小学分流制度全面废止;2019年开始，小学一、二年级的所有考试被正式取消;2021年改革小六会考的评价方式，也就是小学毕业的会考,不再用过去的总分评价的方式,而用积分等级制的方式来评价学生的表现，区别学生，让他们进入不同的轨道,这样竞争性要更弱一些。

另外就是改革中学的分流制度，新加坡已经公布了一个重大的教育改革计划，到2024年全面取消中学分流。现在新加坡的中学制度，分为四年制的快捷班和五年制的普通班，2024年以后将会合二为一，合并成一个统一的体制，取代分流制度，建立另外一个评价制度，叫作“学科分级计划”，以便实行“统一的中学教育，多元的学科分级”。也就是说，新的评价不是按学生的学习分数来分类的，而是根据学生的不同学科的学习表现来分级的。

新加坡原教育部长王乙康认为，按学科分级的这种分流模式是一种“保底不封顶”的政策，用人唯才,保持社会的流动性，使得教育更加包容和开放。这是一个方面。

一些对新加坡的教育有亲身经历的中国家长有不同的说法。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北京家长说，尽管新加坡的学业竞争非常激烈，分级制度非常残酷，但是比北京的小升初还是好多了，他的小孩在新加坡感觉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另一位北京家长说，他决定让小孩放弃新加坡的学习回到中国来，他觉得新加坡学生的竞争要比中国的残酷得多。为什么这两位中国家长有不同的评价?可能是他们的目标不一样。如果家长确定的是前1%的目标，竞争肯定是比较残酷的;如果家长确定的是前10%或前30%的升学目标，那家长可能就很轻松了。我想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是同样存在的。